《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缘起

二

……读胡适而及他的朋友的书，穷搜猛讨五四以降的人物文章来恶补，看各位时贤竟都不约而同地对当下教育发表了诸多看法，高见迭出，其热心参与程度，于今观来，令人有隔世之感。……五、六年后，小女降世，眼见教育越来越不堪，作为父亲，深感恐慌。因而在一九九八年以一个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了一本猛烈中国教育弊端的书《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一九九九年五月南方出版社出版），以期对包括女儿在内的小朋友们的受教现实稍有改观，而有小补，庶几不枉多年关注的苦心。至于是否达到效果，非我所能左右，正所谓不以成败论努力。

既已对当下中国教育的各种病症，痛下猛药，作了宏观的批判，我便意欲作些具体而微的建设工作。因为在我看来，对一事物提出问题，指出其谬误，固非易事，然更为最紧要的莫过于能够在当下所剩不多的回旋空间里，提供一些可供操作的指导性意见，启人心智，于是便有了《中美两国中学生作文评点》一书问世。我于此书之评点绝不只囿于用作文法、文章学的老套路来考量，而是从开放的思想、活跃的思维、批判的精神、怀疑的意识、独立的见解，来开导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富于创见的自己。稍有常识的人即可知道，语文教育，不只可以提高学生习文的准确生动，就是辩才无碍的口头表达能力，亦藉此而来。扩而大之，生动活跃的语文教育，对于养成一国国民良好的精神状态，良好流利的口头表达以及清晰有力的笔头表达，对于个人利益的争取与获得，其它诸多学科的学习，全仰赖语文学习的好坏，因此我们说语文教育于所有教育中有领袖群伦的作用，绝非妄言。寻着此种理路，细察二十世纪中国的语文教材，便可从中观看出起伏跌荡、人世沧桑。

……

前不久我曾购读台湾学生局出版、黄瑞仪译著的《国际重要图书馆的历史和现状》，看到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图书馆良好的书籍流通、快捷的馆际互借、广泛向民众开放的服务态度，感慨良多。而我们国家的图书馆，花纳税的钱购买的可怜的图书，只是……起点装饰作用而已。中国图书馆的衙门作风，和当今任何一个在中国的官方性质的机构，没有什么区别，门槛高，脸难看，借阅难，把读者当刁民一样对待，民众借书之困难，好似到了求人救困的地步。作为一个纳税人，自己交了钱，却得不到相应的公共产品服务，真是匪夷所思……。

我所在城市的公立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作为西南馆藏量最大的图书馆，由于与商家合作修新馆而扯皮，致使许多善本打捆藏放在通风不佳的阴暗潮湿之地，不仅无法借阅观看，就是这此书籍的小命亦恐将不保。揆诸常情，我也算一个文化人，关系不少，借书应该不算难，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是手续烦琐，近乎刁难的地步；二是图书管理员不熟悉图书，效率太差；三是管理老化，即便有几台电脑，诸多图书馆信息的公开化远未完成，使民众无从查询，图书的使用频率低下，造成阅读者和图书之间的资源配置失当，徒耗钱财，而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不才著书达十数钟，没有一种受惠于中国的图书馆，所以当有人来寒斋看到我四壁皆书，说我是藏书家时，我只有苦笑，叹息作罢。作为一介书生，有哪个的钱多得像鲜活的鱼儿在那里跳，非花出去不可而后快吗？

还好，现在有了无远弗届、交流快捷、视野广阔的互相网，当我将自己因写作《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帖子发上网，向朋友们求助时，立即收到不少素昧平生的网友的回应。或以书相赠，或卖书予我，或指点迷津，或提供思考路径，真是令人温暖莫名。更令人惊喜的是，网友淮茗兄在我所发的求助帖后面，跟帖道出了我们国家语文教材收藏的大本营——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北京师大图书馆编有一本内部用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解放前中文教育书目》，查阅各种语文教材十分方便，“除教材之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仅民国版中文教育研究图书就藏有3759种，其中线装古籍200种，并收有部分老解放区及敌伪时期出版的教育图书。其中有关儿童教材研究者39种，有关小学课程研究者有24种，有关小学教材研究者9种，有关小学语文教学者25种，有关中学课程研究者15种，有关中学教材研究者28种。其他与语文教育有关图书甚多”（www.tianyaclub.com天涯虚拟社区闲闲书话版块）。听到这样的好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是终于知道大批教材的老巢之所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捉拿自己想要的书；忧的是，我僻居西蜀，如欲进京查询所要书籍，所费不赀，对于像我这种自外于国家或者省级基金的个体研究者来说，这样的研究可谓高矣。如果当今中国的图书馆能够及时快捷地实现馆际互借，并且像国外一样有民间基金和图书馆支持搞研究，则研究成本大大降低，研究所出成果的概率亦将大幅度提高。小而言之，为自己求名得利，大而言之，客观上为社会及国家多作贡献。可惜在目下之中国，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

闲笔淡开说这些的目的，无非是要说做具体而微的研究，资料收集之不易。以我动研究《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数年之久，所收得语文教材也只不过区区百来种而已，而国家的图书馆作为公共产品，大多不能提供这种有效的服务，能不令人废书三叹？就连耗费众人之力，经数年编撰而成的《中文语文课文作者辞典》（一夔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所收之的语文教材也只有五百一十四种，可见收集教材之不易。吾国历来号称藏书历史悠久，然对具体而微的细大不捐的史料之收集或收藏，则根本不予重视。我在写作《从历史的偏旁》一书的过程中，想学一下《蒙塔尤》以及布罗代尔的《１５世纪至１８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鲜活的写作方式，最终只能差人意。我在《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的自序中说道：“中国的史书，看上去抱负宏大，颇成规模，其实不外是帝王起居注和断烂朝报。好像除了官方那些所谓的大事，其它便付诸阙如，自然民众的喜好和个体的生活便没有位置。……我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写的《蒙元入侵前夜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书，其资料来源似乎仅限于《东京梦华录》、《癸辛杂识》等少数几种，我真的理解他写该书时的艰辛与无奈。这就说明中国官方的正史总是不给史家提供分析世俗生活和个人生存状况的方便，……而中国的史学研究者，似乎根本就不屑去关心民众的生活，而只对帝王将相有着不懈的热情，甚至变向肉麻的讴歌。”同理，我们总是喜欢分析这样作文方法，那样语法特点，寻找那些大而玄的所谓规律，给学生搞填鸭式教育，就是不从常人并不注意的教材看出中国语文教育，大而言之，中国教育的走向，以及其间政治、社会对语文教材编撰的影响，从而更深一层地为教育的改良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