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问题在“金庸取代鲁迅”之外

金庸的《雪山飞狐》片段进入北京高中语文课本的“泛读备选篇目”，鲁迅的一些作品落眩这仅仅体现了选编者的尺度，但因为教材的权威性，这件事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网上，有人甚至感叹，用“金”换“鲁”是时代的悲剧。我写了一篇短评《重要的不是金庸能否进语文教材》，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语文课本在整体的选文取向上仍是残缺的，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太过于重视审美的、感性的文字，有意、无意地忽略常识的、理性的文字，这两者本来是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如同鸟的两翼，只有一翼就会失衡，飞不起来。文章发表后，又看到许多人的不同意见，我也觉得意犹未荆

一种语文教材的变脸，在今天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决不是“金庸该不该进教材”、“金庸会不会取代鲁迅”这么简单，背后潜藏着许多更深刻、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教材的编写、出版是不是可以更开放，比如学校、教师是不是能够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权，比如学生是不是也可以有选课权，等等。

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垄断教材的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教材编写、出版的竞争性、开放性还是远远不够，教材实际上仍带有很大的垄断性。事实上，从晚清新式学堂诞生以来，一直到民国时代，每个民营出版机构都是可以自编教材、自办发行的。各种教材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由学校、教师进行自由选择，真正好的教材最后还是会得到认可。虽然竞争激烈，真正被广泛采用的无非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几家的教材。那些没有机会被广泛采用的教材，只能被淘汰出局，但是被认可的教材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他们同样面临同行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调整、更新，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对自己出版的教材总是精益求精。一套教材能不能长期立足固然有多种因素，包括营销能力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总是教材本身的质量，靠口碑、赞誉受到肯定。这就是竞争、开放的好处。长期收集、研究民国各种版本语文教科书的成都学人冉云飞兄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清楚。现在的方向除了让语文教材回到开放的轨道上，并无其他更好的道路，我们相信真正好的教材终究会在竞争中挺出。如果形成了各种教材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么，偏好选金庸作品的，偏好选鲁迅作品的，偏好选美国《独立宣言》的，哪怕偏好选甜腻腻小品文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都可以出来，同时接受市场的选择。

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学校、教师到底有没有选择不同教材或者干脆自己编写的权利。当年，南开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国文课本一直是自编的，作为主编之一的语文教师孟志荪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他身上更有一种不媚权、不媚俗的风骨。难怪这套教材中，当时为蒋介石所欣赏的王阳明，一篇都未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有一篇。几十年后，受益于这套教材的学生仍对此感念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炙手可热的陈立夫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试图统一大学的课程教材，西南联大教授奋起抵制，校方和他们站在一起。1940年6月10日，经西南联大教务会议通过，正式致函教育部，对于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逐条反驳，有理有据，要求教育行政当局给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庄严指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面对严正的抗议，陈立夫辖下的教育部也没有蛮干，统编教材在西南联大终于没有推行。

这些故事在幽暗的历史夜晚提醒我们，当国人为“金庸该不该进教材”、“金庸会不会取代鲁迅”争得面红耳赤，不同意见仿佛水火难容之时，真正的问题其实在这些争论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