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语文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笔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8年9月变法失败，逃亡日本。1918年底赴欧，亲身了解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1920年初欧游归来后，开始从政治活动转向国民运动和基础教育，对中学的教育状况痛心疾首，连续发表了多种演讲和文章，探讨有关基础教育的具体实施和实际操作问题。其中集中反映梁启超的中学语文教育思想的，是1922年7、8月的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中学生怎样从经典中学习作文的方法做了详细的讲解。他主张小学应主要解决语体文的应用问题，中学以上学校应解决文言文的读写问题。同时他主张“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写”的水平，“读”的注意中心应该在“写”上，所以他把文章定名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本书除小引外，分成两大部分，先论作文法，后论教授法。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与当时的流行观点相左的独特观点。
（一）重视文言文。中学国文教学是以白话文为主还是以文言文为主？
梁启超明确主张应为文言文。他认为语体文在小学期间教的已经够了，现在中学无专讲之必要，只教文言即可。不仅讲读是文言文，作文也允许用文言，文白均可。他的理由是文言文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各类文体的精华都有，容易选出作教材。而白话作品近世的不够成熟，不足成为学习的典范，历史上的长篇小说又不宜分割节选。他认定经典读本仅存于古籍之中，坚持古文在中学教学中的头号位置，并不意味着反对白话、提倡古文。他举例说：“许多有名的古文，不了解他真意何在，谬为高古，搬上满纸难字或过去的文法，令人连句也点不断，段落也分不清。”他认为作文最重要的是文章的思想和结构，即作到“言有物”，“言有序”，至于采用何种语言倒是不重要的。梁启超本人的写作就是他这一观点的绝好例证。他那些“对读者具有魔力的文章，文言、白话兼有，只要宜于表情达意，“不避骈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中学国文课如果仅仅出于语言形式的考虑去教内容先天不足的白话作品，轻视博大精深的文言典籍，那就无异于舍本逐末。他还反对把白话和文言划分等级，持主奴之见。他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里说，语言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无所谓高下，文白之争不成问题。
（二）作文教学重在实用。梁启超主张文章的分类标准有二：一是文章的功能，二是文章内容的繁简难易。他完全着眼于文章的内容、结构和功能因素，把世间所有文字划分为记载之文、论辩之文、情感之文三大门类，反对让学生脱离内容胶着于文体。他说：“作文教学，本来三种都应教，都应学，但第三种情感之文，美术性含的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的事，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文为最重要，这一种不必人人都会。”
作文教学要重在实用，中学以上的学校里要重在指导学生写作记载文和论辩问这两类使用价值最大的文章。他批评当时的作文教学不求实用是一大积弊：“学问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纸的学问，一类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指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做事之学问也”。“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是纸，我仍是我，社会仍是社会，无益处也”。他根据文章内容的难易程度，对记载文和论辩文进行了详细分类，要求在安排教学内容时从易到难依次进行。
（三）明“规矩”。梁启超认为“现在教学中的最大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巧，从前先生改文只顾改词句不好的地方，这是去规矩而言巧，所以中国旧法教学没有什么效果”。正如孟子所说的“样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出来的。而如何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的事，是极平实简易且经过一番分析有途径可循的，是可以教可以学的。他就是给学生提供若干体察事物、组织材料的方法和模仿借鉴的角度。要达到巧必须先懂规矩，“懂了规矩之后，便有巧的可能性”。
规矩就是作文的法则。《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大部分内容讲的就是文章做法。他把作文法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任何文章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就是怎样的构成一片妥当的文章的规矩”。第二个层次是各类不同的体裁的文章的不同作法，即写不同的文章的特殊规矩。他认为记载文必须遵守的两大原则是：一要客观的真实，二要叙述有系统。论辩文也有两个最紧要的条件：一是耐驳，二是动听。他归纳总结了形形色色的作文法，比如有记静态之法，记动态之法，有鸟瞰法，类括法，步移法，凸聚法，脔尝法等。
他认为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这两种具应用性质的文章，可以“根据科学方法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令学者对于作文技术得有规矩准绳以为上达之基础”。他通过大量范文，主要是史传类，也包括记、序、论等类，详细阐说作文的章法规矩。尤其是对记载文，他以系统分类的逻辑方式，逐一辨明记述不同事物对象的不同方法，每种方法都举出具体例子，示范如何谋篇布局，如何详略得宜。他不但讲解看文如何看，作文如何作，还向教员一一交代上课时如何分类分期，安排顺序比例，如何从理法到实践，如何启发学生预备和讨论，如何命题和评改。非常详尽。
（四）重实效。梁启超认为作文教学要重质而不能片面求量。他认为作文训练篇数要少，用的功夫要细，反对只讲“多写”而不讲求“实效”。他说：“现在的中学生至少一星期作一篇文，不但中学生做不好，便叫我做也必定越做越不通。我主张每学期少则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他充分的准备，使他在堂下做。看题目难易，限他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与其作的多而草率应付，不如少做几篇，抓细抓实，让学生做一篇有一篇的收获。
（五）重指导。梁启超认为出个题目让学生凭空瞎想，是作文教学的大忌。作文教学一要“求真”，二要“求达”。瞎想的结果必然是胡编乱造，胡编乱造成了习惯，就毫无文德可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写文章要在存“米”、找“米”上下功夫，才是正道。教师要重视取材方法的指导和直接提供材料。提供的方法，一是供给，即直接印发资料；二是口授，即口述材料；三是指定文件，即指定阅读材料。学生在提笔作文之前，不在“苦思冥想”上花时间，而在“搜集材料”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