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比较
(一)引言
张之洞、梁启超皆处清末国难当前，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两人同持救国兴国必由教育之论；然因两者生卒年代先后稍有不同，处境亦异，各具不同的政治观、文化观，因而两人的教育观也有所不同。比较张、梁两位前贤的教育思想，启迪思考有关的教育问题，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本文从两人的生平与政治思想出发，然后比较两人由此而来的教育思想，看看他们对教育宗旨、作用，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构想及教育对象和方式几个方面，有甚么不同。
(二)生平与政治思想的比较
(1)生平 :
张之洞生于1837年 (鸦片战争前三年)，卒于1909年 (辛亥革命前两年)，终年73岁。张生于书香之家，父为知府；10岁读毕九经，16岁中举人，27岁为慈禧拔为「探花」，自始一生为官，且为清中枢大臣，前后督两广、两湖，大办洋务，尤重兴学育才；1903年，年67，入京觐见，奏停科举，推广学校，改善学制；1908年，临终前一年，以72高龄，犹创设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孜孜不倦。
梁启超生于1873年，比张之洞年轻36岁。梁父为乡里塾师，母亦识字，12岁中秀才，因家贫无书，赖父执送书，始有所读；17岁中举人，18岁识康有为后，即从其学，共倡变法。1898年助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其后游历欧、美、澳；回国后，从政时间少，在野时间多，唯论政议学不绝；五四运动后(48岁)，始专注治学、演讲及著述；卒于1929年，终年57岁，距张之洞去世20年。(两人生平事功比列，见附录。)
张、梁的共同处为幼承儒学，中举，从政时接近权力中心，颇有发挥之时机；然因处境不同，识见有别，故所倡之教育思想，异多于同，先述两人之政治思想之相异处。
(2)政治思想 :
张之洞之作《劝学篇》，无论其背景、动机为何(1)，亦可见其思想之一斑。内篇《同心》说：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
张氏之所谓「保国家」，是指维持清王朝统治，所以他强调「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2) 他在＜教忠＞篇列举清王朝十五项「深仁厚法」、「良法善政」，呼吁：「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3) 《知类》提出黄种之说，旨在说明满汉一家，维护满清统治地位。
康、梁等维新派，提出君主立宪，以民权对抗君主专制 (4)；至1920年，梁启超更倡革命排满共和，「使我国进为世界的国家」，引起康有为不满。梁启超的政治企图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渐进改革，使中国依次完成由君主专制、君民共治、最终达至民主共和的嬗变 (5) 。所以，张、梁两人之所谓国，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梁说「民权」，张非之以《正权》，亦由是故。
(三)教育的宗旨与作用的比较
张之洞对教育的作用与宗旨的看法，随着时局和他的处境不同而有所变化，以保障满清皇朝利益为依归。他早期两任学政十年，教育宗旨是「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教育内容是「通经学古之学」，对象是培养少数士子，强调伦常名教，注重品行，不在求富求强，适应世变，此时出版的《輶轩话》和《书目答问》，极少涉及西学，甚至是用来抵制新学的 (6)。
中法战争后，张认识到人才比武备更加重要，1885年上《筹议海防要策折》，指出「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认为「战人较战具为尤急」，把教育局限于纯工具性的作用。及至甲午战争初期，看见日本教育成功之例，稍改看法，把教育的作用由战人战具的关系提高到立学立国的关系来看，《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教育救国的基本思想:「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1898年的《劝学篇》，更肯定「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同心》），认识到「自琼森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相信「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利益》）。虽然如此，1898年5月所奏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的教育宗旨及作用，仍在于「令守道之儒为识时之俊」，未至于提高全民之智。及至1902年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强调指出：「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才开始重视小学，开始接受国民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思想。提出「所谓国民义务之宗旨，凡任学务者断断不可迷昧。故此时各处兴学，首以小学为急」。由于张之洞之国乃满清皇朝君主专制之国，故「小学教其为善良之人」，培养忠诚的国民，以实现清王朝的「自强」、「求富」、「自主」的目的，而非今日国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梁启超所追求的，是建设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教育宗旨在培养「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的「一种特色之国民」，具有「独立的精神」的新民(9)，「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此则普天下文明国教育宗旨之所同，而吾国亦无以易之者也。」(8) 可见国家教育目标所培养的新民，「精神是进取的，思想是自由的；行动是自立的；生活是有组织的；质量是重公德的，爱国家的，尽义务的；性格是有毅力的、勇敢、尚武的等等」(9)； 与张之洞所言的大大不同，不独止于具有救国强国富国的作用，还享有「民权」—— 即人民享有同义务相对应的自主之权和自由之权。「必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10），「一定要一国人民都有可以享受民权保持民权的资格」 (11) 。
伸民权须广开民智，因「权生于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12）。论者谓此处所谓民权，是指「治事能力」，是指治事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是个法学意义上的政治概念（13）。但若「治事」也包括「议事」、「断事」、「理事」等内容，有「参政」、「议政」、「参与决策」等比较复杂的、高层次的能力的含义，其终必也涉及权力及权利。梁氏在《新民说》中，也提倡「权利思想」：「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可见民权不独是「主动权」了（14）。梁氏欧游时看见欧洲民智大开，「自治独立之声，遍于全欧」，民权、自由已成天下之公理，则此时之「民权」概念，肯定是指政治上的权利了 (15) 。
梁启超的《新民说》，反映梁氏意识到国家的主体是人，社会变革、进步的程度，与国民质素的高低息息相关，也直接与教育有关。因此他高倡「教育为立国之本」，「教育之宗旨在培养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6）！无怪他批评李鸿章「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茫乎未有闻焉」（17）；也蔑视张之洞的《劝学篇》，以为「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18）梁启超认为「洋务自强，变法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已百出」，皆因「变法不变本原」;建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欲求新政，必兴学校」（19）；指出「国家之设学，欲养人才以共天下」（20）。其实，育人才、启民智有多种途径，开学校只是其中一种，还有广泛的社会教育，都是强国治本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