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课程范式转型与教学走向解放

一、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

新旧世纪大转换之际，整个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已经步入了一个令全社会广泛注目的历史新阶段。

这种课程改革具有深刻的社会大背景。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模式已经告别了一统、僵化的计划经济，正走向充满竞争风险和生命活力的愈趋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也在走向“政治文明”的新目标。就教育界本身而言，20世纪末期以来伴随着国际教育交往和交流的拓展，从应试模式转向素质型的教育改革实践渐趋深化。国外，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国际教育竞争，欧美发达国家在反思本国教育弊端的基础上，纷纷谋划或者实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以图通过调整人才培养的课程模式来优化教育质量。国内，鉴于对应试教育背景下指令型课程范式的清醒反思，举国上下早在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对素质教育及其课程的实践探索。一篇《中日夏令营中的较量》充分暴露了应试教育的诸多弊病，尤其是给年轻一代身心成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令国人震惊和清醒，更使有识之士陷入深深的忧思之中。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轨道。”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正式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浓厚的素质教育舆论氛围，催生了“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这一素质教育的时代共识，从而突出了建立新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紧迫性。这样，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各种形式的教改实验，诸如淬砺教育、愉快教育、情景教育、成功教育和遍及各学科的创新教育等改革模式竞相展现。基于对课程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关键作用的深刻认识，近年来教改的兴奋点逐渐汇集到课程领域，促使校本课程、研究性课程、自主合作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各种名义的课程探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无论这些课程的形式和特点有多么不同，其共同的目标追求是：给每位教师以广阔的发展空间，赋予每位学生自主选择的机会。

二、反思：指令型课程范式的形成与弊端

所谓课程范式（curriculum paradigm），是指一个课程共同体所普遍拥有的课程哲学观与相应的具体课程主张的统一（1）；换言之，在某个课程共同体中，各门学科课程尽管内容不同，但都建立在同一教育哲学观和课程观基础上，从课程目标制定、课程计划实施直至课程终端评价，具有若干共性的特征，从而适应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在中国，指令型课程范式具有较长的形成历史，颇值得深入反思。

1904年，由张百熙、荣庆和张之洞拟就、并经清政府颁发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学校初创期第一个关于学校课程的官方文件（此前《钦定学堂章程》因故未实施）。它是在借鉴日本学校课程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具体规定了学堂办学的宗旨、课程、学校及各项管理制度，标志着中国学堂正式接受了西方文艺复兴后形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校课程范式。“五四”时期，被视作发动了教育领域内哥白尼式革命的杜威及其儿童中心论，对1922年课程改革和新学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胡适先生所认为的：“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2）这样，1923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制定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后北洋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自然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为儿童多留自主发展的课程空间。诸如课程设置上，初中开设了选修课，高中将全部课程分为公共必修、分科专修和纯粹选修；课程管理上，中学已采用学分制（3）。该课程标准纲要在反映世界先进生产技术和科技发展方面，在顺应学生身心特点、促进人格和谐发育方面，开始与国际先进课程理念相衔接。该课程纲要实施以后至1949年以前，尽管教育当局于1929年、1932年、1936年、1940年和1948年分别对它（后统称“课程标准”）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但其美式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色彩未有实质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