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禅山记》品读赏析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游记，其实是借题发挥的议论文。本文的最大特点是记叙、议论相结合，记叙为议论服务。

作者先记叙了自己游山洞的经历。山洞“深”、“难”、“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随之而出，所以不能“极夫游之乐”。接着，作者转入议论，“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样就把人分成两类，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崎岖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游览爬山，也适用于一切工作。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仰慕孔孟，立志高远。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寻险远之处的奇伟瑰怪吗？当然，王安石深知，欲达险远，首先需要立志，这是主观条件。没有远大志向就永远到达不了“险远”。王安石有这个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要经世致用，这个愿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里讲得清清楚楚。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恒，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否则，也不能到达“险远”。在此基础上，自身还要有足够的力量。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讲，这个“力”是德、才、学、识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体现。以上三个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备的条件，可谓内部条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处，如果“无物以相之”，也不能到达。这里的“物以相之”指什么？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时是就开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试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阻挠。改革如果没有最高权利──皇帝的·评论·赏析语文人生

·支持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怀疑者、攻击者纷纷而至的时候，关键就看皇帝的态度了。王安石对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当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后，并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或者说，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变法改革。年仅２０岁的宋神宗继位后，想有所作为，他重用王安石。于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论述了宋仁宗执政四十多年的种种弊病，指出了歌舞升平的背后存在的严重危机。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

“熙宁变法”。神宗死后，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大权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对变法早就不满了，她执政后，起用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于是变法失败。相之之“物”，还包括一支高素质的官员队伍。王安石非常重视人才，可以说他是一个“人才决定论者”。他笃信“有治人，无治法”。要想振兴宋朝，必须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胜任朝廷重托的各级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八字纲领。但由于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宁变法在缺少一支精干的官员队伍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了。由此看来，“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林纾评析《游褒禅山记》时说道：“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谓非定力以济之，即有志亦复无用。故公之行新法坚决，不信人言也。所谓‘无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尽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须人以助。武灵王行新法，有肥义诸人相之；公不得韩、富为之相，专恃吕惠卿、李定辈，无济也。‘于人可讥’，则指同时指斥新法者；‘在己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尽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强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为仁宗年号，公实未相，新法亦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凿锻炼。不知言者心声，公之宿志如此，则异日之设施亦正如此。”林纾的此番分析可谓“此言得之”。

令读者费解的是，王安石针对“仆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否游离于主题之外呢？是否对上段议论有所冲淡呢？细细琢磨，作者把这一小段放在大段议论之后写是有深意的。“仆碑”虽“仆”，毕竟是“碑”，但“其文漫灭”，谬种流传，不得识其真面目。学者不应该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应追根溯源，求其本质。王安石变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危险，中国向来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一旦变法失败，王安石能否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呢？王安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有人称王安石为“奸人”吗？王安石壮志未酬，他成了后世毁誉交织、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盖棺难定论的人物。仇视王安石的人极尽诬蔑栽赃之能事，欲“漫灭其文”。由此看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这是多么令人惊心的话语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生。

后人评价此文说：“逸兴满眼，而余旨不绝。”（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宋大家王文公文钞》卷八）“借题写己，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语）“用笔最折。”（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三十）这些论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层含义，可谓王安石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