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文坛大师汪曾祺

5月16日是当代中国文坛大师汪曾祺逝世10周年的日子。10年之后，猛一回过头，我们发现在当代文学的灿烂星空中，他的风格如此奇异，散发着幽蓝而绚丽的星光，他的作品简约平白却又优美含蓄，令人玩味无穷。10年时间在浩淼的宇宙只不过一瞬，就人而言，10年却可以淡忘很多人和事。

其实，许多记忆虽已尘封，却不会逝去。汪曾祺先生一去10年，但他的创作没有走，他的词，他的曲，他的机智和灵巧，还在这儿，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里。

曹乃谦：汪老关怀有如父爱

当年曹乃谦毫无名气，其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无人问津。可曹乃谦却是汪曾祺先生生前最为推崇的作家之一。在汪先生的推荐下，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看到其作品后亲自翻译、写序出版。马认为：“曹乃谦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者之一！”

本报记者联系曹乃谦先生时，曹先生正重病在院而无法着笔为汪先生写回忆文章。曹先生一直认为汪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与汪老有“父子之情”。汪老离去已10年，曹最大的遗憾是汪老去世时母亲犯病，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一想起汪老在我创作历程中的关怀和帮助，常常感动得泪湿纸巾”。

汪老力荐破例加入作协

广州日报：您和汪老是怎么相识的？

曹乃谦：这又得说到我打赌写小说的事儿了。赌了两篇，我都发表在了大同的《云冈》上，朋友说《云冈》我一定是有熟人，他让我往北京上海来一篇才算本事。我说来就来。于是我就又动手写第三篇。小说写好了，打听到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办的创作班就要来大同开笔会。真也是巧。更巧的是，他们也请了汪老。于是汪老就见到了我的这个稿子。

汪老看了这部小说后，问我以前发表过没有，我就把发在《云冈》上的那两篇都给了他。第二天他给了我一本《晚翠文谈》，是他谈创作的书。

1991年他就介绍我入了中国作协，当时我统共才发了有十来个短篇，属于破例。他说不在多少，有的人虽然是一本又一本地出书，可那就像大野地响了几个小鞭炮。你的一个短篇就赛过有的人的一本书。他对我的鼓励、扶持、培植让我感激不尽。后来我们又发现我俩都是正月十五的生日。这真是缘分哪。

在汪老跟前，我总能感受到那种久违了的关爱

广州日报：您和他交往过程的故事中，哪一件事最让你难忘？

曹乃谦：我老是借出差的机会去看望他老人家。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刚理了个光头没几天，头上的汗不打一处往下爬。一进他家门，他给我从冰箱里拿出瓶啤酒，“嘭”地启开。他取杯的当中，我举起瓶就吹喇叭。他说：“呛着！呛着！”说着拉过瓶把酒给我倒在杯里。后又出了他的那间小屋，一会返进来，递给我一块凉凉的湿毛巾。十四年前我的爸爸就去世了，在汪老跟前，我总能感受到那种久违了的关爱。

广州日报：能说说汪老给您赠画的过程吗？

曹乃谦：我去了他家他总要留我吃饭，这幅画儿是饭前画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说：“今儿有点稀罕的吃的。”是台湾腊肠。他喝的是白酒，我喝的啤酒。饭后在画儿上题的字。“槐花小院静无人”，那意境，我把我的书房就称作“槐花书屋”。

广州日报：文坛都认为你和汪老、沈从文的风格相似，你认为汪老哪部作品对您影响最大？

曹乃谦：汪老的作品我都喜欢看。他的《看水》、《大淖记事》、《七星茶坊》、《求雨》、《尾巴》，当然还有《受戒》。小说化的散文，散文化的小说。我的有些作品也是这样，这一点准是受了他的影响。

广州日报：在汪老逝世10周年之际，您想说些什么？

曹乃谦：汪老去世后那些日子我的母亲病得厉害。我没去跟汪老的遗体告别，这是我无法挽回的和永久的遗憾，常常想起就泪流满面。

何立伟：他点燃了另一盏灯

我家书房里只挂了一幅斗方，是汪曾祺先生的芍药图，墨色不浓，花色亦淡，题识是“七月七日夜曾祺赠立伟”，画于一九八五年，我第一次去汪先生在蒲黄榆的家。那一回，也是我第一次去北京。

汪先生的画，如同汪先生的人，清淡，不浓烈，但内蕴极深，格调上有高士气，于爽性之中暗藏了一种倔。也是那一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是汪先生作的序。汪先生在序里还夸赞我的作品像唐人绝句，聊天时他亦聊起唐人绝句的好，让我觉得高兴，亦觉得不安。汪先生对年轻作家寄予厚望，让人感到他的善良同慈爱。他谈起阿城，谈起贾平凹，谈起那一时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生代作家，觉得年轻人起点高，来势猛，前途不可限量。其实他谈起的好些人，包括我，都受过他的美学趣味的影响，但他不倚老卖老，“但开风气不为师”，在年轻人跟前表现出辽阔的谦逊同襟怀。

他的白话之白，是非常讲究的白，行云流水的白，有着真正的文字的贵气。

聊得兴起时，汪先生铺纸展墨，为我画了这幅斗方。三下两下，逸笔草草，而画风瘦劲高古。我家里来过几拨画家，我给他们看汪先生的芍药，他们说，这不是一般的手笔，大器得很！

但汪先生的好我以为不在他的画，而在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才真是有韵味，比他的乃师沈从文公更白，更现代，更畅达，但同样的，有着从几千年传统和从自己个性里生发出来的文字神韵。汪先生的文字魅力，于当时，于现在，我以为尚无出其右者。他的白话之白，是非常讲究的白，行云流水的白，有着真正的文字的贵气，常人可追他的白，却追不及他的贵气。

他的文字的贵气源自他是传统文化的薪火传人，在文脉上是没有断过气的。故汪先生写小说，写散文小品，文字虽白得不能再白，却字里行间释放得有一泓古人性情文章里才有的文气、雅气、书香才子气，仿佛是“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好东西藏在底里。凡汪先生的小说文章，我见之必读，读之必爱不释手。我喜欢他文章里有而别人文章里无的那样一种调子，那样一种气场，及那样一种温度。

汪先生的《受戒》、《异秉》，出现在以模仿海明威、福克纳诸西方大师为时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其实应当算作当年的文学事件。它让人意识到小说的作法，除了西洋的可以好，中国的同样可以好，且可以好得特别。当其时，有许多青年作家受汪先生小说的启发，从本土文化传统资源里寻找新的路径，以期达到当时人们意识到的文学高度。汪先生当时的文风，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那新风其实不新，但久违熟悉的笛音出现在一片铜管嘈声中时，它便是新。小说还可以这样来写，这是当时许多文学青年读了汪先生小说时的第一反应。

汪先生的文学，是真正的高品，然即使是当时，亦很边缘，欣赏者有，盖不多也

但汪先生的小说自成风格，学是学不来的。你没有他的阅历，没有他的学养，没有他盎然诗意的性情，你如何来学？汪先生给当时盲从西方现代派的文学青年点燃了另一盏灯，照亮了另一条路。这便是汪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时的意义。

汪先生的文学，是真正的高品，然即使是当时，亦很边缘，欣赏者有，盖不多也。我有时揣想，汪先生若果活到如今，他的作品会有几个人来读呢？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黄钟喑哑，瓦缶雷鸣，现实便是如此无情，亦是如此可笑。然星光即使遥远，也总是有人抬起望眼。汪先生不热闹，但也决不寂寞。生前生后皆如此，因他是活在了时间中。

汪先生1986年来湘，我到宾馆去看他。可能是贪了杯，他红光满面，说话极多，然憨态如儿童。他真的是个老小孩。谈起湖南的吃食，谈起湘西的山水，继而又谈起各地的吃食同山水。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又识见极不凡。听汪先生聊天是一种大享受。

过了几年，北京城里开青年作代会，我带了叶兆言等一干人去看汪先生。他还是住在蒲黄榆，很小的居室。拿现在的话来讲，去看汪先生的皆是他的“粉丝”。汪先生那时刚好出了本散文集，兆言拍拍我，轻声怂恿道：跟汪先生讨书呵。那一回汪先生极高兴，谈笑风生，还聊起了兆言的父亲同祖父。后来汪先生文章里还写了：何立伟领一帮青年作家来，如何如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见过两回汪先生，都是在北京。头发花了许多，老了，但精神仍是好，笑，而且喝酒。有回就是在席宴上见到的，众人皆散了席，他还同两个人边喝酒边聊天。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拉住我，说坐坐坐，来一杯？我不擅饮，我记得我没有喝，但是坐了下来，就是陪一陪汪先生。

我不知道我没有机会再陪他坐了。

1997年我在北京住了半年，有天我在的士上，广播里说，汪先生去世了。我当时心里一紧，泪水涌出来。我想起汪先生写过一篇纪念他的老师沈从文公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他说他参加沈先生的遗体告别式，看着沈先生，面色如新，他说这么一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他哭了。这也正是我听到噩耗传来时的情状。

我极冲动，想去汪先生家，但我终于没有去。这么一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我会在心底纪念他。仪式不重要，记住这个人，才是重要。

有些人你是不会忘记的，也不应当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