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与“演义”：周先慎说读三国
周先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们先从这部小说的书名说起。这部书现在流行很广的书名叫《三国演义》，其实原来的、也是正确的书名应该是《三国志演义》。这个“志”字很重要，它表明了这部小说的题材，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出于正史。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的刻本是嘉靖壬午本，在作者的署名处是这样写的：“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这除了明确告诉我们这部书最后的写定者是罗贯中以外，还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在史实方面的重要依据是陈寿的《三国志》。不过，取材于史书还未能全部说明这部书的性质和特点。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绝不能忽略题目中的“演义”二字。“演义”是什么意思呢？把它和“志”字联系起来理解，应该是：依据历史，敷演大义。清代的刘廷玑在他的《在园杂志》中指出：“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衍，非无中生有者比也。”他的话粗看好像有点自相矛盾：“添设敷衍”不就是有“无中生有”的成分吗？怎么又说是“非无中生有者比也”呢？其实他的话并不矛盾，按我的理解，他所说的“添设敷演”指的是小说的情节、细节和人物性格的某些内容；而“本有其事”则指的是小说整个的历史框架和发展脉络，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人物关系，而这些是不能背离历史事实的。“演义”一词很好地概括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性质和特点，就是：既有史实的依据，又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和创造；既有纪实的成分，又有艺术的想像和虚构。也就是说，《三国演义》是小说，是文学作品，而不是严格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通俗的历史读物。
不过，《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又不同于一般纯虚构的作品，因为它的艺术想像和虚构有一定的限制，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历史事实的约束。历史演义小说的作者与历史著述的作者不一样，他在创作的时候有相当的自由，笔下所写不必事事都要于史有证，而是可以根据小说思想表达和艺术构思的需要，进行某种虚构和想像；但他与一般纯虚构小说的作者相比，又是不完全自由的，因为他不能任意改变历史的基本轮廓、重大事件和由此而构成的历史的总体面貌。“演义”的“义”，主要指的是小说的思想内涵、思想倾向，它决定于作者的历史观点、政治思想、爱憎感情、审美趣味等等，小说在情节、细节、人物性格等方面的改变和虚构，基本上都是根据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来创造的。因此，《三国演义》的作者不论是对历史素材的直接运用和改造，还是对民间口头创作的吸收和借鉴，或者是“无中生有”的大胆的艺术想像和虚构，都必定是融入了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包括他的爱憎感情，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政治或道德的评价在内。这样一来，作者的叙事和艺术表达，就会必然地包含了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思想特点，也会必然地概括进比三国历史本身要更加广阔和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这就是像《三国演义》这样的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其价值和意义可以超出于原原本本地叙述历史的历史读物的主要原因。
《三国演义》的性质和特点，还跟这部小说的成书过程有关。关于《三国演义》是由文人作家和群众集体创作相结合的产物，亦即通常所说的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呢，还是由作家罗贯中独立创作的作品，这在学术界还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不过大多数的研究者还是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比较典型的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在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三国演义》之前，三国故事早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且得到民间说唱艺术的不断加工和传播。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材料，可以肯定地说，在宋元时代的戏曲演出和民间说唱艺术中，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都得到了极其生动的表现。这样，实际上《三国演义》的题材来源就有两个重要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取材于正史的一面之外，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是取材于极其生动和丰富的民间口头创作。罗贯中是融汇了正史和民间创作的艺术成果，并加进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而最后创作出《三国演义》一书的。我们今天读《三国演义》会有一种突出的感受，就是凡是小说直接搬用正史或较少改动的部分，总是显得比较平板、枯燥，缺乏艺术感染力，而那些场面恢宏，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极富于艺术感染力的部分，则往往出于艺术的想像和虚构，与史实不符。大家所熟知的书中历来脍炙人口的许多精彩段落，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三顾茅庐、空城计、诸葛亮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等等，大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和想像，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清代的章学诚在批评《三国演义》时曾指出它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现代研究者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认为虚构的成分要大大超过“三分”，可能要在一半以上。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小说，能有如此恒久的艺术生命力，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其原因并不在于它的忠于历史，即它的“实”，而在于这种基于艺术想像和虚构的杰出的艺术创造，即它的“虚”。
显而易见，这部经过长期积累、成于众手而最后经由文人作家罗贯中完成的《三国演义》，无论从它的题材来源和构成成分来看，还是从它的特殊的创作过程来看，抑或从作品问世后所获得的实际的艺术效果来看，它都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部充满理想和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因此，我们读《三国演义》，主要的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审美的眼光；衡量和评判它的得失，也主要应该用文学的标准，审美的标准。当然，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对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取材于历史的历史演义小说来说，我们在分析和评论的时候，也还不能不兼顾到中国古典小说文史结合的这一传统。对于随心所欲，破坏历史原有的基本框架、改变历史的总体面貌的虚构，甚至出现“关公战秦琼”那样的荒唐杜撰，那也是应该使用历史尺度来加以校正与批评的。但文和史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著作，应该有清楚的界限，以史衡文和以文论史，都必然产生谬误。
举例来说，《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源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但又不同于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而是作者(不只是罗贯中，还包括无数不知名的群众作者在内)对长期封建社会中无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进行了艺术的集中和概括的结果，因而它所反映的政治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所反映的战争的客观规律，比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同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源于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但又不同于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都是作者根据他们的生活体验、政治理想、道德观念、爱憎感情等进行了艺术的改造和加工，所创造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和杰出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却是一个奸臣和暴君，作者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虚伪、奸诈、残忍、凶暴等等都集中到了曹操这个人物的身上，使他成了一个“奸诈”的典型。从文学形象的曹操去认识和评价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当然是不正确的，但人们却可以通过文学和舞台上的那个粉面曹操，认识到历朝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些共同特点和本质，这无论从认识的意义来讲，还是从思想的、审美的意义来讲，都是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所不具备的。同样，诸葛亮的形象也是如此。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主要是一个政治家，但在《三国演义》中却突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尤其突出了他在军事斗争中的谋略，把他升华到了一个智慧的化身。与此同时，作者还着意突显他忠贞不贰的品格，通过刘备和他的关系，将他们分别塑造为明君贤相的典型。
总之，《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都来自历史，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却是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而创造出的艺术典型，因此从本质上看，可以说是名同而实异，不能视为同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