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乐府
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乐府的兴废沿革
西汉初期的庙堂宫廷音乐大体承袭秦代。掌管庙堂音乐的职官是太常的属官太乐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专职演奏的乐工是世代相授的制氏一家，隶属于太乐……到武帝时，“定郊祀之礼”,在太乐之外,“乃立乐府”，于是正式开展了汉代音乐歌曲的一场重大改革。
郊祀天帝是秦、汉的传统祭礼,原有古乐……武帝立乐府的目的是在崇祀的名义下，要求用新声改编雅乐，以创作的歌诗取代传统的古辞。为此，乐府官署的任务便是采民歌俗曲以创设新声曲调；选用武帝所欣赏的司马相如等当时作者的颂诗以为歌辞；以及训练乐工、女乐进行新作的排练。显然，其实质是改革传统的郊庙音乐歌曲。
……从武帝立乐府到哀帝撤销乐府，其间不时有人批评、反对乐府，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始终存在。但由于雅乐古奥，“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因而并不流行,不起教化作用。而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从帝王到吏民,都爱好俗曲新声，流行成风。上……围绕乐府官署立废的这场音乐歌曲雅俗之争，形式上以哀帝撤销乐府而休，实质上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改革取得胜利，新声渐替雅乐，并积极促进诗歌的发展，终于在东汉导致五言俗体取代四言雅体的正统地位。
乐府歌辞的采集和分类
西汉乐府广采歌谣与音乐改革相联系，注重乐曲，因此采地虽广而存录歌辞不多。成帝时刘向校录“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中采地有吴、楚、汝南、燕、代、邯郸、河间、齐、郑、淮南、河东、洛阳及南郡，遍及全国各地。但除去宗庙祭祀、歌颂神灵、周秦旧谣及有主名作品，实存民间歌辞仅55篇（《汉书•艺文志》）。东汉观听风谣与用人政策相联系，注重歌辞，因此存录民歌谣辞较多。此外，由于西汉后期风行俗曲新声，贵戚显宦及地方豪强私家蓄养伎乐甚多，到东汉，雅俗之分渐泯，文人作者渐起，因此除官府机构保存民歌谣辞外，文人学者也开始撰录乐府歌曲、歌辞和著录乐府曲题源流。同时由于歌辞和乐曲分别传抄，造成了“乐府”和“古诗”相混的现象。大体说来，存于官府的两汉乐府歌辞，汇录于《宋书•乐志》；传于民间的,则散见诸集,例如《陇西行》“出诸集,不入乐志”（《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而《孔雀东南飞》则始见于《玉台新咏》，当是长期流传民间，录定于陈代。到宋朝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搜集历代各类歌辞，便把他所见的两汉官私所存的各类歌辞及谣谚，都编了进去。
乐府歌辞的分类，相沿从属音乐歌曲。明、清以后一般沿用《乐府诗集》的分类，两汉歌辞分入其中六类。庙堂宫廷的颂歌乐舞入《郊庙歌》、《鼓吹曲》、《舞曲》三类，但《鼓吹曲辞》中有民歌作品。入乐的民歌及部分文人作品入《相和曲》、《杂曲》。《相和曲》又分“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及“大曲”等调类歌曲。凡“未入乐府，别为汉杂曲歌辞”（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不入乐的徒歌谣辞则统归《杂歌谣辞》一类。此外，《琴曲》类也收有汉代诗歌，但都是琴曲所依据的本事诗，并非歌辞。
……今存两汉乐府，大致东汉作品多于西汉。
两汉乐府的艺术特色
两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它继承了先秦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明代徐祯卿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谈艺录》），是其显著的艺术特点之一。较之《诗经•国风》，两汉乐府多叙事诗，即使是抒情之作也每每带有叙事成分。从长篇《孔雀东南飞》到小诗《公无渡河》的许多叙事诗，或故事完整,情节曲折；或生活片段,截取一侧；或咏当时，或托历史;或取材真人真事，或寓意草木禽兽;或顺叙追述，或夹叙夹议。大都以事为主，即事见义，相当明确地表达出主题思想。再如《白头吟》、《怨歌行》及《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之类抒情作品，多采用第一人称自述的结构，大都“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娓娓动人。
两汉乐府的表现艺术，一般说来，其抒情诗较多地吸取了《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比喻贴切，发人联想，而委婉曲折，含蓄有味。其叙事诗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抓住诗中主人公遭遇的矛盾冲突，通过富有个性的对话或自述，运用铺张排比的手法来交待情事，见出神态，表达主题思想。如《孔雀东南飞》一开始就写刘兰芝向焦仲卿倾诉委曲，提出离婚的要求，将这场婚姻悲剧的尖锐冲突一下子展开；此后则通过各个人物的对话来推进悲剧的发展，同时在对话中或插叙中渲染人物性格和悲剧气氛。其他如《东门行》以夫妻对话，《上山采蘼芜》通过前夫对弃妇对话，《董娇娆》写女子和桃李花对话,《羽林郎》写胡姬驳斥冯子都等,也都是运用人物对话来表现情节发展，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像誓死殉情的刘兰芝、焦仲卿,抗拒太守调戏的秦罗敷,严斥霍家奴才的酒家胡姬，哀伤薄命的董娇娆，以及铤而走险的穷汉等，都是两汉乐府中很有光彩的人物形象。
两汉乐府的诗歌体裁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及杂言。句式比较灵活自由，语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与先秦传统的诗歌四言形式相比较，以五言为主的两汉乐府歌辞是一种新体、俗体。它大致经历了从民歌到文人创作、从入乐弦歌到徒歌、从长短不一的杂言到整饬的五言的发展过程，其间文人的加工和创作,显然促进了五言诗体的成熟。到魏晋以后,一般以入乐与否区别“乐府”和“古诗”，但也有一些文人，仿古乐府作诗而不入乐。随着诗歌声律的讲求和对骈丽形式的追求,又把“乐府”、“古诗”归于“古体”,而把讲究声律骈对的五言诗称为“近体”或“今体”了。两汉乐府开创了古代叙事诗的可贵的战斗传统，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诗体，即乐府体。从建安时代起，凡以诗歌抨击政治黑暗、反映民生疾苦而取得显著成就的诗人，大都从两汉乐府中汲取艺术养料,如“三曹”、“七子”以乐府旧题咏时事,鲍照的拟乐府歌行,杜甫“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等。至于白居易、元稹、李绅等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以及晚唐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等人的诗歌创作，其源亦出自两汉乐府，可见其历史影响之深远。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谣谚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等总集。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前人所辑全部搜列。
参考书目黄节笺释：《汉魏乐府风笺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3。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7。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