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燕归来--中学文学教育的风雨历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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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的文学教育观

在当前的讨论中,许多论者钟情于文学教育。表面上看,想到一处去了,实质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原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教育观。

一种文学教育观认为,文学是历史的一面明亮的镜子,是生活的多彩画卷,体现着关于人世、宇宙和幻想世界的形象思考,体现着人的思想、感情、情操、人格和个性。一代代的人逝去了,他们的精神笑貌却活生生地存留在文学里。通过文学,可以从历史的深度认识生活,了解人生,从中汲取营养。文学,由于它的引人入胜的形象和动人心弦的情感内涵,对于塑造青年人的灵魂、决定他们的人生道路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通过文学教育,要塑造青年一代怎样的灵魂呢?择其要者而言之,要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和语言文字;培养他们的浩然正气,为开创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为战胜艰难险阻和可能遭遇的暴风骤雨而自立成才和无私奉献;培养他们文明的气质,高尚的情操和审美情趣。毫无疑问,这一切,恰恰是我国文学史的主流,以此作为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顺理成章的。

放眼21世纪,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并且充分显示出其优越性,使我们多难的祖国以高度文明、高度民主、高度发达的雄姿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这是十分艰难的。考虑到我国的处境,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并未过时,前面的道路会遇到重重艰难险阻,决非铺满鲜花的坦途。我们一代代的青年应是爱国志士,是百折不挠的硬骨头,非如此,就不算是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足以担当千钧重任。

另一种文学教育观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某些言论中不难看到,其所持论点与上文所述大相径庭。他们基于对文学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中学语文教育进行控诉和批判,列举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罪状”中,核心的一条是“用政治强奸语文教学”。在他们看来这个“政治”简直是万恶之源,遭到“政治”的蹂躏,语文教育只能“培养听任流氓语言支配的奴隶和奴才”,“牺牲了人的尊严”,“腌出一批批发咸、发酸、发辣、发臭、发苦、发甜、发麻、发木的脑瓜”。够了,这种超级谩骂出自学者之口,实在令人遗憾!长期以来,我们使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提法,开放搞活以来,更提出培养“四有”新人。但是他们认为对新人的设计和培养“完全失败了”,“新人”“没有任何灵魂和肉体可言”,“只是一架机器,一个螺丝钉,一块任什么人搬来搬去的砖头”,新人的设计“集中了意识形态对人的要求,也主宰着文学教育如何进行”。这些指责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新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代一代的人,成功地建设着和保卫着我们的国家,其中有不少是国家各条战线的栋梁,以及在各自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赢得世界声誉的英才。铁的事实只能使谩骂者自蒙羞辱。

文学教育自然要清除“政治”以保童贞,于是为了恢复“人的尊严”,为了使受教育者免于沦为奴隶和奴才,先生们出来“拯救”文学教育了。对课文中一大批文学精品(其中有的是影响巨大的经典之作),滥施挞伐。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论雷峰塔的倒掉》《文学和出汗》等文章,以及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夏衍、丁玲、臧克家、艾青、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刘白羽、魏巍、秦牧、吴伯箫、吴晗、李健吾、郭小川、贺敬之、柯岩、杨朔等无一幸免。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竟被说成是强迫人们去“杀人”,鲁迅的杂文被说成“局限性大,火药味浓,缺乏和平心,宽容心”。《周总理,你在哪里?》《一件珍贵的衬衫》等被轻蔑地斥为“歌德派”。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被诬为鼓吹“民族间仇恨”,而凝聚着中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历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竟成了“压在心头的坟”。(面对这座光荣的丰碑,您的压抑感和不祥感从何而来呢?)不难看出,他们打倒这些作品,用的是清一色的另一种政治棍子。种种荒谬指责,与其说出自一种匪夷所思的奇特逻辑,不如说是出自基于别种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可爱的先生,你们不介意把文学教育从一种政治中“拯救”出来却陷入另一种政治吗?

其实,他们对待政治“强奸”语文的问题并不是认真的,并不是使用平等的原则。他们推出周作人、胡适、梁实秋等人,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成就不一定小于鲁迅,有的比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更优秀”。尽人皆知,胡适、周作人不仅是学者,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政治人物。周作人在日伪时期充当汉奸。把此人请进语文教材充当文学导师,听任奴隶和奴才的恶臭污染文学圣地,只能证明,“人的尊严”云云不过是他们用来自炫的泡沫而已。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弄明白了。他们所谓“强奸”了语文教学的政治有特定的含义,特指50年来新中国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政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政治“强奸”了语文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才会把人变为“奴隶和奴才”,变成任人摆弄的“砖头”,变成“发麻发木的脑瓜”,至于基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则尽美尽善,美妙得很,用不着它来施暴,应该用八抬大轿,敲锣打鼓请它进来,与文学教育结为秦晋之好。同一舞台,老包换了曹操,会演出什么戏,可想而知。

两种文学教育观是决然对立的。我们赞成前者,反对后者。

几点思考

一、要充分估计文学教育的作用,应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给予重要的地位。但是并非任何文学教育都是有益的,文学教育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思想。

二、文学教育可以分为思想品德教育和语言教育两个方面。思想品德教育已如上述,语言教育也不容忽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优秀的文学作品凝聚着历代文学大家运用语言的高超艺术,足为学生学习语言的典范。鉴赏文学作品从品味语言入手,鉴赏的过程也是品味语言的过程。艺术鉴赏和掌握语言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

三、中学文学教育的主体是阅读我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包括适量的外国作品,并辅以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常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是无比丰富的,教材的选取,决定文学教育的质量。要着重主流,兼顾多样,在比较中增进学生的鉴赏力。要力求文质兼美,着重选取名家名篇。

四、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课中的安排要适当,应只占其中的一部分,低年级少些,高年级多些。另一部分用于教学识字、写字。阅读和写作一般的实用性文字,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五、进行文学教育要着重于发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循循善诱,熏陶渐染。要与生活相联系,开展多式多样的课外文学活动。文学源于生活,是生活的艺术反映。只有联系生活才能使教学生动起来,取得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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