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朽”“夫子”韩军——答记者问

（发表时有压缩）。

在语文教育界中许多人的眼中，一提起韩军，大家就会想起“新语文教育”，想起“人文精神”，想起“反对伪圣化”。他所代表的“新语文教育”，已经列入“现当代中国著名教学流派”，最近一本《韩军和新语文教育》，已经出版。

由此人们认为，韩军是绝对是一个“新派”，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一个“激进”的人，一个喜欢“创新”的人。譬如，他在语文教育界第一次系统阐述“新语文教育”，早在11年前就大力提倡“人文精神”,等等。而如今“新语文”“人文精神”人人耳熟能详。

其实，这是对韩军的一个大误解。

假如，你听韩军一次课，或跟韩军深谈一次，或把他的语文教育文章静静浏览一遍，你会惊奇地发现，其实韩军骨子里倒是一个“喜旧厌新”的人，是一个趋于保守的人。这既表现在他的对语文教育的观点上，也表现在他的处事为人的风格上。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韩军称自己为“夫子”；而在另一次会议上，韩军又说自己快要“老朽”了。

问：你为什么称自己为“夫子”“老朽”？

答：我说的是自我的真心感受，是切身体验。

我说自己是“夫子”也好，“老朽”也罢，无非有两点含义，首先我的观念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这个世界变化得如此快速，让我眼花缭乱，我都“老朽”了。

具体说来，在当今人人大力倡导创新的形势下，我却“顽固”认为，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的根本和迫切的问题，不是所谓“创新”，而恰恰是应当回归传统，守住传统，整理传统。语文教育界，须慎言“创新”。“创新”必须是在尊重、整理“老祖宗”成果的基础上的“整稀保搿傲砥鹇睢笔恰靶橥薄?/P>

当然，这绝不是不要创新，是我们语文教育界中的所谓“现代人”，首先应当知道母语语文教育的来历，应当虚怀若谷，战战兢兢，应当目中有人――古人。在创新之前，我们必须清醒，所谓作为母语的语文教育不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它本来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从我们的老爷爷的老爷爷的老爷爷那里就已经开始了。

我以为，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已经解决了语文教育原则方法上的60%以上的问题，而五四后期尤其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所肇始的“中国现代、当代语文教育”，没有解决语文教育原则方法上的10%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估计。有一次在闲谈中，我说起我的这个观点，钱梦龙先生甚至说我，对现当代高估了，而对传统语文教育低估了。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想要把这60%全部推倒、全部否定，想“另起炉灶”，结果呢？这个“另起”的“炉灶”，却绝对比不过那“旧式”的“炉灶”好用。

其实，我对五四后期尤其三十年代后期肇始的所谓“现代、当代中国文教育”一直保持一种警惕，一种警觉。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看我的文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其实一直反省着、反思着“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

问：那么，如何理解你自己提出的所谓“新语文教育”呢？

答：其实，大家看看我的《“新语文教育”论纲》（2000年17期《语文教学通讯》），会发现，我开宗明义指出，我的“新”有“特指”，我的“新”比大家的都要“陈旧”！

它指的八九十年前的那个“新”――既“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新”，也就是说，我的“新”比大家的中现在遵奉的要“陈旧”八九十年。五四新文化精神，就是新语文教育的精神。为什么提“五四新文化精神”？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实质，就是“真实、自由、个性”，而五四后期尤其三十年代后开始的“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却一步一步把五四倡导的“真实、自由、个性”丢失殆尽了，譬如，三十年代后期到上世纪末语文教育中（教材上课堂上）虚假多了，禁锢多了，共性多了。课本中多假话，作文中假话；课堂上多模式化，多禁锢，老师失去个性，学生也失去个性。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正是上世纪末，中国语文教育大讨论的一个基本背景。正因为如此，我才写文章《“新语文教育”论纲》，呼吁当下的（或者21世纪的）语文教育回归“五四新文化精神”，让“真实、自由、个性”充满课本、充满课堂、充满师生的话语。

问：也就是说，你所提的“新语文教育”的精神实质，就是“真实、自由、个性”！你要语文教育回归五四的“真实、自由、个性”精神。

答：就是。

问：那么，你要回归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什么东西呢？

答：传统语文教育的在其“精神实质”上并不可取，它在精神实质上的虚假伪善、模式化、禁锢个性、压抑精神自由特点，或许比现当代中国语文教育更加变本加厉。我们回归传统语文教育的，不是它的“精神实质”，而是它的“原则方法”。

前面第一个问题当中，我已经说了，“新语文教育”要回归的是传统语文教育的原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