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究科学的现代语文教学之“序”
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一册编入《战国策》选文《邹忌讽齐王纳谏》，而这篇文章学生已在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里学过。同一篇课文被分编在不同学段的语文教材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语文这门学科在教学内容的编排上存在无“序”、混乱的问题，另一方面对教材的使用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我们不能苛责编者，语文课程标准相当时期里对于初、高中教学目标的界定几乎没有多大区别。语文学科真的不像自然学科那样有着严谨的目标递进教学体系吗？翻开中国古代教育史， “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贯穿语文教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从《学记》里对人的培养层次的分学年的考校，到大教育家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到清代学者王夫之“教学五步”的主张，再到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位大儒梁启超针对教学内容的顺序问题，提出“教授要分期分类”，这些宝贵的教学思想对于今天白话文教学顺序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学记》作为古代中国和世界最早的教育文献，对学校教学目标分学年作了明确的规定：“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i]第一年“视离经辨志”，考查阅读能力方面能否分析章句，思想品德方面是否确立高尚的志向；第三年“视敬业乐群”，考查对学业的态度是否专心致志和与同学的相处能否团结友爱；第五年“视博习亲师”，考查学识的广博程度和对老师是否亲密无间；第七年“视论学取友”，考查学术见解和交游择友，合格者为“小成”。第九年要求“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考查学术上的融会贯通和志向上的坚定不移，合格者为“大成”。[ii]其中，属于德育方面的有“辨志”、“乐群”、“亲师”、“取友”、“强立而不反”；属于智育方面的有“离经”、“敬业”、“博习”、“论学”、“知类通达”。从“离经辨志”到“强立而不反”的全过程，揭示了一条基本规律，即：德育和智育不仅密切地联系着，德智并重，而且这两条线是循序渐进的。
宋代朱熹的“朱子读书法”头一条主张读书要“循序渐进”，包含三个意思：第一，读书应该按一定次序，不要颠倒。“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又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第二，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安排读书计划，并切实遵守它，“量力所至而谨守之”。第三，读书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否则，“若奔程趁限，一向趱着了，则看犹不看也”。[iii]
清代王夫之提出了“教学五步”的主张。他认为，事和理都有粗小、精大之序，人的能力也是逐步发展的，因而教学也应该顺序进行，即所谓“施之有序”。他把“立教之序”分为五个阶段，就是“始教之以粗小之事，继教之以粗小之理，继教之以精大之事，继教之以精大之理，而终以大小精粗理之合一”（《读四书大全说》卷七）很明显，这是对传统的循序渐进原则的继承和发展。[iv]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按照教学需要对文体进行合理分类和合理排列的第一人。针对教学内容的顺序问题，他提出“教授要分期分类”，认为教材选文不必依时代的次序，要按文体分类分组选。[v]在《作文教学法》里，他把学生应读的普通文章分为记述文、论辩文两类，主张在一学年中一学期教记述文，一学期教论辩文，“最好每年前学期授记载文，后学期授论辩文，年年相间”。他认为还应该按照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的要求细分若干小类，“例如记载文先授记静态者后授记动态者。动态之中先授一人或少数人一时或短时的动态，最后才授许多人许多时的动态。论辩文先授倡导一类，次授考证质驳批评等类。各类中先授单纯问题的论辩，最后才授复杂问题的论辩”。[vi]梁启超先生这种设想，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也符合文章写作由易到难的一般规律。
这些教育理论关于“循序渐进”思想相近的表述不是偶然的，他们相通的地方在于都关注了心理规律与教育阶段的关系，这符合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白话文教学也须遵从这一客观规律。朱熹对于“小学”和“大学”教育内容的论述就顺应了学生心理发展的“序”。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这样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内容。8岁至15岁阶段为小学教育阶段。朱熹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蒙养弗端，长益浮靡”（《朱子语类》卷七），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因此关于小学教育的内容，朱熹指出，因为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很弱，所以他们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为此，他提出以“教事”为主的思想。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朱子语类》卷七）强调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到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因此，他在《小学书题》中说到：“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vii]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朱熹在《小学辑说》中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又说：“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因此，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viii]
尽管朱熹把小学和大学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并依此制定了不同的教育内容，但这两个阶段是有内在联系的，他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因教育对象的不同而作的教育阶段的划分，这划分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的认识。这一研究成果和美国现代心理学家布鲁纳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