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背景”与“领域”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结果；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条件。第一、第二种观点比较普通，也被人们广为接受；第三个观点比较特殊，值得我们注意。斯特劳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观点：“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①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不仅可以理解为是文化的产物，或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还可以理解为是文化的一种基础，一种条件，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份和结构的。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强调的是文化对语言的决定作用；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强调的是语言对文化的从属关系；那么，语言是文化的一种条件这一观点，强调的则是文化对语言的依赖性，强调的是语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本杰明·沃尔夫也同时提出了与列维·斯特劳斯相同的思想，他使用的概念要比斯特劳斯更富有启发性，所作出的论证也更为充分。他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背景”，他称之为“背景现象”或“背景知识”。他说：“语言现象对于讲这种语言的人带有很大的背景性质，它不受自然逻辑阐释者那种审慎的意识和控制的影响。由此，当一个自然逻辑学家或其他人在表达推理、逻辑以及正确思考的准则时，他往往只是默守纯粹语法事实之陈规，而这种语法事实打上了他自己的母语或语系的背景烙印，绝非普遍适用于所有语言，也根本不能成为推理的——般原则。”②就是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语言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提供人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陈规”即既定规则，对于人来说，每一种语言都代表和创造一个不同的现实(世界图景)。照我看来，沃尔夫的“背景”理论，恰好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是文化的一种条件”这个命题的具体内涵的揭示，它回答了为什么说“语言是文化的一种条件”的问题。沃尔夫的回答是：因为语言是一切文化类型生长和发展的“共有知识背景”。

所谓知识，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但是人们并不是直接面对客观世界的，人是不能直接抵达世界的，人只能通过语言才能抵达这个世界。世界是一个混沌的存在，人只能感觉或意识到我们能感觉或意识到的东西；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范畴的东西，才能被人感觉或意识到。人类学家沃夫森曾指出：“现实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神经系统经常不断的受着不同类型、不同强度、持续时间不同的感觉流的冲击。很明显所有这些感觉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意识的层次，某种类型的过滤系统把它们减少到可以由大脑控制的比例。”③这种过滤系统是什么呢?就是语言。于是语言成为一种世界观，即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系统。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于是就拥有同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系统，语言就成为人们从事任何文化活动的“共有知识”。而且这种背景性质的共有知识隐藏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甚至还不为人们所觉察。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语言的规范下思考和生活，我们根据语言预先为我们提供的背景知识指导我们的一切活动，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每天都在吃蔬菜，但“从植物界的学问中根本无法得出一个由纯属本事物特征构成的‘蔬菜’概念。不可能根据植物学的特征规定和限制‘蔬菜’的范围”④。这个世界并无蔬菜与杂草之分，“蔬菜”和“杂草”是人根据它们对人的有用性、通过命名对它们作出的分类。我们获得“蔬菜”和“杂草”这两个词语，我们就拥有了关于蔬菜和杂草的共有知识，我们在思考和生活中，就是根据“蔬菜”和“杂草”的分类知识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我们拥有“蔬菜”和“杂草”这样的词汇，我们就认为自然世界有蔬菜和杂草的分类，并认为这种分类是客观的，是先在的，是一种定则。这就是语言的背景知识的含义。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言与文化的一种新型关系的理解：语言是文化的“条件”或“背景”，人类所有文化活动都是在语言提供的平台与基础上展开的，都是隐蔽地受到语言本身制约的。

语言是人类的表达系统，它表达什么呢?它表达人类对世界的“切分与轮廓”。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切分与轮廓”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所谓“语言世界观”。语言的本质，就在人的认识系统与表达系统的关系之中。哲学、科学、文学等文化领域，都是人的这样一种认识系统与表达系统的关系的产物，在根本上，都受着人的这样一种认识系统与表达系统的关系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