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及中学语文教学

“现在的语文老师太缺乏激情，甚至有的学校认为语文是最好教的一门课，可是那些老师自己都不懂得文章的生成，这样的老师怎么能教出能写出好文章的学生？”

“中学教学的问题不是高考，而是老师的思维、观念。关键是语文老师缺乏一些最基本的素质，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懂写作理论，也不会写作，更不会指导学生写作。另外，现在绝大部分中学老师不能静下心来读书学习，思考问题。他们急功近利，‘教案设计’、‘课堂实录’读得不少，恨不得现学现卖，可是其中独独少了自己的理解。”

这是徐江教授2005年１１月刊发于《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我就是要搅乱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两段文字。

让我们再看以下两段文字：

“一些大学教授习惯于感叹中学语文教师如何不济；其实，这并不表明他们有多高明，恰恰相反。中学教师不是你们教出来的吗？你们在大学课堂上，不是常常以在文本以外打游击为能事吗，用一些传记材料、时代背景打马虎眼吗？许多学者可以在宏观上把文学理论、文学史讲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充斥着文坛和讲坛。在文本外部，在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文化语境方面，一个个口若悬河，似乎学富五车，但是，有多少能够进入文本内部的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就是硬撑着进入本内部，无效重复者有之，顾左右而言他者有之，滑行于表层者有之，捉襟见肘者有之，张口结舌者有之，胡言乱语者有之，洋相百出者有之，装腔作势，借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以吓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更有之。”

“微观分析的幼稚和粗暴，策源地在大学课堂，长期流毒中小学，遂成顽症。大学教授们应该感到惭愧才是。但是，现实却是，悲天悯人的大学教授们一个个活得很滋润。这是为什么？大学的学院体制庇护了他们。”

这是孙绍振教授发表在2006年《语文学习》上的文章《必须高度重视经典文本的个案分析》一文中的两段话，这也是他的《名作细读》一书的自序。

我无意在这里将两位身居高等学府的令人景仰的教授的言论扯在一起，进行论说。但我在读他们的这些话语之后，的确是有所感触，才不得不把他们拉在一起。

两位教授的言论，针对的都是同一个话题：中学语文教学。他们也与众多的关心目前中学语文的热心人士一样，在为其呐喊，为其谋划出路。他们的热情确实很值得我们敬佩。因为，他们的职责，本不是中学的语文教学，而是大学学问的研究。现在，他们眼见得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难以找到理想的出路，竟放下了手中的学问研究与探讨，为语文教学找原因，谋出路。

有趣的却是，他们找的原因，居然是把板子打在两个不同群体的人身上：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

长期以来，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不高这个令许多人敏感的话题，在探讨原因时，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矛头直接指向直接从事这一工作的语文教师。可以说，这也正是许多许多的人，思考所有问题时的基本思路：在直接责任人身上去找原因！始终很少去跳出这个思路思考问题。所以，很多问题的解决，往往难以找到真正的根子。比如，对于个别学校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追究老师和校长的责任。以为他们是从事这一工作的最直接的责任者。这就很像西医的理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的治病理论和方法，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１９３１年，数理逻辑大师哥德尔发表了“不完备定理”，指出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每一种理论、每一种精神传统都有其不完备之处，这种不完备靠理论本身或精神传统本身不仅无法加以解决，而且只能使之进一步扩大。人的思维只有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才能超脱这种无法解决的自我缠绕。

毋庸讳言，一些语文教师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但我们如果把这些缺陷与不足仅仅看作是教师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则是一种片面，一种表面。孙教授的两段话，就告诉了我们：目前语文教师身上的素质问题，大学教师也逃脱不了干系；尤其是那些肩负着培养教师职责的师范院校的教师，更是负有直接的责任。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自从上个世纪末的那场由语文教学的讨论开始，把矛头对准语文教师，好象已经成了很多语文教育的局外人士的一种固定的思路，尤其是大学教师，更是连篇累牍地对中学语文教师进行抨击。把中学语文教学效果不令人满意的所有责任，竟全部归结到中学语文教师的身上。中学语文教师是语文教学的最直接的从事者，中学语文教学的效果不理想，他们也确实有不可逃脱的责任。但我们却没有从根子上去找原因，没有去探寻中学语文教师们在大学时代，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他们的“先天”是不是已经使他们具备了足够的从事理想的中学语文教学的素养。就像孙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学的语文教师们，他们在大学时代所接受的，大多都是教授们“打马虎眼”的东西。他们把那些东西搬到中学，没想到造成了令人感冒的教学效果！

尽管，从那个时候开始，为语文教学开方子的人士也多了起来。于是，各种各样的新理论、新名词越来越多，令我们的一线教师们感到应接不暇。今天一种新理论，明天一个新理念。这样的引导，虽然需要，但不能太多，太滥。多而滥，只能扰乱教师们的思维。

其实，作为一线教师，他们所需要的，是新理念指导下的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新东西。一线教师，他们天天要面对的是，每一篇具体的文章，每一个具体的学生，每一次具体的考试。既然传统的方法不行，被教授们批判，那么新的东西又怎么样的呢？怎样才能转化成课堂上的东西呢？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徐、孙两位教授，都以自己的实践，为中学语文教师们作出了示范，这是十分可贵的。

徐江教授，在即将退休的情况下，仍然到中学去为中学生上写作课，以自己亲身的实践给一线的教师做榜样；孙教授，则以另一种方式，给中学教师进行“样品”展示，让教师们从孙教授对经典作品的详细解读中，找到自己最需要的解读作品的方法。差别在于，徐教授没有看到中学语文教师正是自己这样的大学教师所培养的，没有从大学的教育这个根本的底子上去为语文教师素质的提高找到药方，只是责怪得太多，示范得太少；他也没有看到即便是在当前，大学教授仍然可以像他那样来改变中学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没有去呼吁更多的像他那样的大学教师来为中学语文质量的提高献计出力。孙教授则不同，可以说，他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到了语文教师素质不高的一个原因，他更多的摆脱了那种传统的只在直接责任者身上找原因的思维方式。从而，他的这些言论，也更能让关心语文教学的人们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目前的新课程改革当中，就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教师的专业素养难以得到较大提高，校本教研中的专业引领不够等等。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都需要我们的思维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去，才能看到问题的根本，找到问题的根源，从而采取多更有效的措施。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仍然把矛头指向一线教师，认为他们学习不够，素养不高，这或许是重要原因，但要解决这些问题，眼光却必须放开，必须更高，必须跳出问题看问题。也需要更多的人士积极参与，其中就包括一大批的大学教授们。但怎样的具体引导更有效，对大学教授们，恐怕也是新的考验。以往的那种搬用西方理论的方法，并不见得就很管用；做一两场报告的形式，也不见得就会很有效。

我始终认为：不论是谁，指导中学语文教学，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学教学，每天都需要备课，怎样备？怎样的文章解读才更有效？怎样的课才是好课？又该怎样应对那个绕不过去的坎——考试？

徐讲教授在天津大港一中的讲课，也引来了不同的看法。徐教授讲课的题目就是“《游褒禅山记》新解读提要”。听课的老师对徐江的讲法并不认同。来自天津一所中学的高中语文组教学组长说：“徐老师的方法太理想，但是操作性不强，有高考在前面，我们讲课不冲着分冲什么？”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专业的引领，这是很具体，也很现实的问题，怎样才能让一线教师满意？

其实，从两位前辈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不论是中学教师还是大学教授，都有责任，只是中学教师的直接责任更大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