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有待重访的语文教育之路

在中学教育讨论沸沸扬扬的今天，最受人诟病的，莫过于语文教育了。其中所指尤在语文教育的全方位的泛政治化。于是不少人大声疾呼去政治化，让语文课回到语文本身，让教育理念回到五四传统。这种讨论和认识背后隐藏着两个假设：一是去政治化之后问题就可全部解决，二是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五四教育传统可供继承。排除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泛政治化干扰，已成为当今知识界的共识，也渐成近年的教材编选趋势。但吊诡的是，由继之而起的种种新式美文讲习和严格文字训练，人们并未看到青少年学生对语言美感和灵性的充分感悟，却看到了诸如浮泛矫情、自我中心、缺乏现实关怀等这样一些风气的蔓延。可见，除了泛政治化，中学语文教育中恐怕还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缺陷。而且重访当年历史情境，考察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教育观念，我们也会发现当时实际上存在着多种教育思路，其间的差异适足造成相当不同的教育实践和教育制度。

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先后发表《中学国文的教授》、《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演说稿，对中学国文教育的目的、课程、教材与教授法、文法与作文等各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胡适的主张提出后即引起许多议论。有人认为对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教材份量太重，古文注重自修难以实行；有人就胡适所引例句的文法语病进行商榷，等等，凡此种种，基本上都是在接受胡适大方向的前提下对细节问题的推敲。而一向关注教育、始终立在时代潮头的梁启超则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梁启超自1920年初欧游归来后，开始从贤人政治转向对国民运动和基础教育等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当时的中学教育状况痛心疾首。适值192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保罗·孟禄到中国南北十几个省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教育实况考察，其结论报告中批评中国的中学教育措辞最严厉，而且指出尤坏在教授法。梁启超对保罗·孟禄有关演讲的反应极为强烈：余生平所受激刺，此次当为最为剧要者之一，因为孟禄道出了他本人一向的感觉。梁启超很重视孟禄对中国教育弊端的发难和建言，并借以理清了自己的教育思路，连续发表了多种演讲和文章，探讨有关基础教育的具体实施和操作层面的问题。其中集中反映梁启超的中学语文教育观的，是1922年7、8月的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梁启超对中学生怎样从经典中学习作文的方法做了详细的讲解，其中的某些观点、对讲演记录者的答问，以及其他演讲著述中涉及中学国文教育问题的言论，与胡适多有相左，而被时人目为特见。

［二］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胡适和梁启超的分歧主要在原则问题上。首先，中学国文教学是以国语文为主还是以文言文为主？胡适认为中学语文教材应含国语文和古文两部分，但应以国语文为主，这一主张在当时已是一个相当大的跨进。而且胡适的主张仅仅是新旧交替之际的过渡方针，其对更高程度的国语化的未来指向性是不言自明的。梁启超则明确主张中学国文教学应为文言文教学。他认定经典读本仅存于古籍之中，坚持古文在中学教学中的头号位置，但并不反对白话、提倡古文，而是认为作文最重要的是文章的思想和结构，而不在于采用何种语言。梁启超本人的写作就是其观点的绝好例证，他那些对读者具有魔力的文章，文言、白话兼有，佛典、外来词共用。梁氏认为中学国文课如果仅仅出于语言形式的考虑，教授内容先天不足的白话作品，轻视博大精深的文言典籍，那就无异于舍本逐末。他反对把白话和文言划分等级，且以为文白之争根本不成问题。相比之下胡适则把坚持白话文与否，看作是关系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成败存亡的根本。

与语言问题相关的是两人对文法的不同态度。胡适曾于1919-1921年撰写《国语文法概论》，倡导建立标准的国语及其文法体系。他希望通过中学语文教育能培养学生使用国语时在文法上准确无误。如此，中学作文的评改重心不知不觉地就转移到词句、文法上面来了。梁启超则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写文章辞达而已，作文的原则不过是把该说的说出，不该说的不说，且须照原样说出，让人全懂即可，词句妥当不妥当则不大要紧。评阅学生作文时教员要关注的是文章结构怎样、论述逻辑对不对，纠正字词文法错误只需偶一为之，不可于此太多纠缠。

［三］

关于教材的内容，胡适明显地侧重于文学，国语文教材中尤其强调小说。早在1918年首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胡适曾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指出可通过文学途径来达到改革语言、确立白话国语的目的，1922年写《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时又对此加以强调。而他对古文教材的选择则包含着绍述古代文学史的意图，即按照时代顺序，从《老子》、《檀弓》、楚辞到姚鼐、曾国藩，选择不同文体中有代表性的文章二三百篇作基本讲读教材，再选择几部史书、子书和《诗经》、两三种随学生性质所近的文学家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苏东坡等家，作为课外阅读和讨论的材料。胡适的如上选本基本上是从文学角度设想的，每篇课文是代表每一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并明确地说文学史课据此就可以取消。胡适这种将语文教育几乎等同于文学教育的观念，此后长期延续着，1956年，全国各高级中学都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课本，这一课本径名之为《文学》。文革以来古代文学的比重大大减少了，但一般通行的文学史教科书、中学语文课本的文言文采择范围，仍与胡适的书目大体不差。

梁启超选中学教材的范围比胡适大得多，各种记述、议论文字均在入选之列，如历代经、史、子、集、杂著中的各门类，可以说囊括了中国传统典籍中文化构成的方方面面。这是比胡适的几近于单一文学品种的选目更宏广也更能展现中国文化资源的思路。记述文选史传志、书序、提要、游记、杂记及近人记事文和札记；论辩文选周秦诸子、汉《论衡》与《盐铁论》、刘知几《史通》；论事文选汉人奏议书札、魏晋论文、唐文以及清四人：汪中、章学诚、魏源、曾国藩；考据文选《古文尚书疏证》、《读书杂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强调分组选文，不按时代次序，这是一份颇异于今天眼光的书目，令人深思。在梁启超的中学语文教育思路里，纯文学作品并无特别重要的位置，甚至被搁置在作文教学之外。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学的国语观及应此而生的白话文学教本，梁启超明确表示若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恐非惟旧学失坠，而新学亦无自昌明。梁启超反对纯以语言、以文学为目的去学文学，特别是抛开博大精深的众多国学资源而自限于文学。梁启超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有过极其精彩的领略和描述，但面对中等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他更强调文学陶冶情操的教育价值。 有意思的是，即使作为自我修养的课外读物，梁启超也不赞成列入小说：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人们不禁要问，早年热衷于以新小说救世的梁启超为什么会反起小说来了呢？首先，梁启超放弃了早年那种自居精英先觉、向民众灌输西方观念制度的简单启蒙观念，也改变了以文学直接作政治传声筒的思路。于是，梁启超尝试以情感和理性惯习的引导为中介，来改造国民的心理意识，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新民，如此以再造国民性为目的的情感陶养当然排斥情感略无检束的小说家言了。而且，梁启超也不在文体的全面性上作文章，相比胡适选文学作品入教材注重采择各类不同的旧式文体，梁启超则完全着眼于文章的内容、结构和功能因素，把世间所有文字划分为情感之文、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三大门类，反对让学生脱离内容胶着于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