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黄永玉

黄永玉，作为画家，他油画、版画、漫画、简笔画，什么画都能画；作为作家，他散文、杂文、诗歌，各种文体都能写；作为书法家，他行、草、楷、篆各体皆精。他懂音乐，会作曲，发表过作品；他会武术，爱打猎。这样一个“才气纵横、能文能武、尽得风流”“兴趣爱好也不一般”的黄永玉怎么会是个“差生”？是的，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年他的的确确是个“差生”，有他自己的《示市顾记》

为证。他成绩不好，老留级，“初中三年总共六学期，我留了五次级”。他偏科，“数、理、化、英文，费那么多脑子去记，而我长大了肯定用不上”。他旷课，不务正业，“一开学，我就把领来的新书卖了，换钱买袜子、肥皂。一头钻进图书馆去，懂的也看，不懂的也看”。“差生”的劣迹他应有尽有。这样的人不是“差生”难道是优等生？

我常常想，当年的黄永玉如果读的是今天的学校，那还会有现在的黄永玉吗？当然，历史不允许有假如。因此，结果我不想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初中三年留级五次，在今天，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发生，这不是因为今天的教师水平高，像黄永玉这样的“差生”也能教好，使他不留级，而是他绝没有勇气在学校继续读下去。

借黄永玉说话，绝不是鼓励学生偏科、旷课以致留级，我只是觉得黄永玉的成功给今天的教育许多思考：

“差生”是怎么产生的？有人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指教不好学生）的教师。这话也对，也不对，要看“好”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以学生的考分为标准，这话不对；如果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标准，这话当然是对的。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每一个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认真研究每一个学生的特点，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是每一个教师应该追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可是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只重分数，不重个性发展；甚至只讲分数，不讲个性发展。因此不少学生被推到了“差生”的行列；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学校在不断地制造“差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那些经过考试选拔，进人重点中学的公认的优等生们，老师们只要用一张试卷就能轻易地把他们分出“好、中、差”来，否则就不能体现出试卷的难度和区分度。这样一来，那些刚跨进重点中学大门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几天的“优等生”中便立即出现了一批“差生”。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差生”，生产“差生”如同现在的评优，是人为评出来的。为了适应现在的评价标准，许多学生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兴趣爱好，拼命补课做题，结果扬“长”不能，补“短”不成，久而久之，成了“差生”。当一个学生被戴上了“差生”的帽子后，在这顶帽子的重压下，不少学生真的变得越来越差，“差生”于是被制造出来了。如何消灭“差生”？我这里所说的消灭“差生”，不是指像某些学校那样千方百计地将那些“差生”或推出校门，或打人另册，使之在学校的学籍簿上消失，而是指从每个学生心中驱逐“差生”的阴影，从每位教师的教育观念中剔除“差生”这种概念；每个教师眼中没有“差生”,

“差生”这个词连同它所表达的概念真正从校园里、社会上消失。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并非做不到。要消灭“差生”，我以为首先必须改变评价标准。如今对每一个学生的评价，用的是一把尺子―

同一张试卷；一个标准——总分。这样的评价对学生的个性发展极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学生就不断地经受着挫折和失败的打击。在低分阴影的笼罩下，身心备受煎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提出“为使学生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个性的发展，课程标准应有不同的要求”，那么评价也要体现这“不同的要求”，因此考试可分为基本等级和发展等级两种。基本等级，难度小，使学生“普遍达到基本要求”发展等级难度大，使对某些学科有兴趣和学有专长的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有个性的发展”。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基本等级和发展等级的考试科目。学校可以规定学生选考的发展等级科目不得少于几门。这样既可使学生走出低分的阴影，又兼顾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适应这种考试，学校应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不以同一张试卷为尺子，不以总分为惟一的评价标准，学生扬长避短，各得其所。诚如是，则黄永玉式的学生就不会被认作“差生”了，脱掉了“差生”的帽子，心情舒畅了，学习主动了，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差生”自然就消灭了。

黄永玉那样的“差生”在旧时代都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这是很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