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和解”──《长相思》课堂教学反思

小编:

打着我的提灯,

我找到了一个人:

我。

我观察他。

从某种意义上讲,课堂教学就是一个“文本”。按照英美新批评派的观点,文本一旦完成,作者就已经死亡。在这里,对这一命题我权且做一次教学论上蹩脚的迁移:

“课堂教学一旦完成,执教者就已经死亡。”我抛出这样一个观点,意在强调“课”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存在。当课被执教者演绎完成后,课的意义已经不再为执教者本人的意图所支配,“课”用自己的存在向每一位听课者言说它自己的意义。这个时候,不管你愿意与否,执教者只能将自己转换成听课者的角色重新倾听“这一课”的言说。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有了课后的王崧舟与课中的王崧舟之间的对话:我以为,王崧舟的《长相思》一课(这样的言说总有点怪怪的,人要抽身而出看自己,难!说不定哪天你就成了神经病)是在诗(词也是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寻求着一种“和解”之道。

诗是不可解的,但诗又是不得不解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难境地,抑或说是一种教学策略上的悖论。诗被卷入课程,既是她的幸运,更是她的不幸。语文老师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保护“诗”的存在,使她免于被拆解、被蒸发。在《长相思》一课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王崧舟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对“诗是不可解的”这一命题的艰难守望和维护。“诗”之不幸,就在语文老师漠视“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诗”是一个极易被糟践和摧残的小生命,教学上稍不留神,我们就可能毁掉“诗”的存在。其毁灭之道,即在于将“诗”置换成另一样式的言语存在。诗是不能搬家的,做为诗栖居的言语形式就是她唯一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像“树”,一挪就死。因此,一个有智慧的语文老师,教诗的最好途径就是不教诗。让“诗”凭着自己的言语存在说话,让学生直接贴在诗的面颊上感受她的诗意。

王崧舟的《长相思》,走的大约就是这样一个路径。保护“诗”,就是保护“诗”做为一种“完形”的存在,这种保护的最佳策略就是诵读。我们可以从“器”和“用”的层面上理解“诵读”,但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有必要从“道”和“体”的高度看到“诵读”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本体论上的意义。诗活在诵读的当下,诵读保护了诗的存在,诗即诵读。于是,我们看到,在王崧舟的《长相思》上,不管学生懂与不懂,先让学生读了再说。让《长相思》在诵读中流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读正确、读流利”的问题,这是对诗做为一种完形存在的深刻尊重和理解。

诗不能诉诸理性,诗只存在于直观、直感和直觉之中,对于诗的了悟是当下的、瞬间的,这就是所谓的“意会”。《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香菱跟黛玉学诗,香菱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她举例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个‘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宝玉听了香菱的讲诗赞道:“既是这样,也用不着看诗,‘会心处不在多’,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如果说“完形”是诗之不可解的一个本体论层面上的因素的话,那么,“意会”就是主体论层面上对诗是不可解的又一注脚。在《长相思》一课中,王崧舟总是不厌其烦的让学生交流读词的感觉,前前后后不下十多次。其实,唤醒感觉的过程,就是意会的过程,就是激活诗意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很强的直觉内省、体验感悟的情感色彩。用维柯的话说叫“诗性逻辑”,用卡西尔的话说叫“隐喻思维”。在我看来,“意会”是一种比言传更本质、更内源、更真实的生命方式。这种意会,不光基于直感和直觉,还基于联想和想象。事实上,对诗的意会,是一个直觉和想象纠缠不清的过程。在《长相思》一课中,王崧舟前后安排了四次不同类型的想象。读词后谈印象是一种再造想象,听诵读看画面是一种表现想象,听音乐写故园是一种创造想象,多维度问作者是一种角色想象。这里的种种想象,既是对词的整体性和生命性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又是对词做为一种召唤结构、一种空白张力的主动回应。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王崧舟正试图以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对“诗是不可解的”这一命题进行着艰难的突围和颠覆。换言之,他努力想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达成一种互信互谅的和解。之所以尝试这样的突围和颠覆,我想个中缘由是比较复杂的:

第一、诗的学习,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他不能不考虑学生的言语解读习惯和言语思维方式。

第二、在小学阶段学诗,他不能不尊重学生的生活积累、人生积淀和文化底蕴。

第三,在教学评价尚未实现革命性的转型之前,他不能不顾及仍然流行着的古诗词学习效果的检测方式和标准。

于是,他不得不冒着“诗一解就死亡”的风险,在“可解”的沼泽地上艰难的跋涉着。我们从中发现王崧舟课堂教学的两处细节,这可以成为这种尝试的标识:

一、在学生默读思考《长相思》的大意后,他设置了这样两个问题:作者的身在哪里?作者的心又在哪里?这两个问题,是对“解诗”的一种打探。这种打探有着明确的方向性,这种打探必须基于词义的初步理解,这对诗的存在而言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动作。但这种打探并不死扣词中的字眼,他不想“字字落实”,不想因此将学生的诗性思维与字词的肢解绑在一起。他想通过这种打探,让学生对其中的诗意引发一种敏感和警觉,学生对此的回答不一而足,但这无伤诗之大雅。

二、在学生沉入词境后,他采用互文印证的策略,用纳兰性德另一首词中的一句“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来引发学生对词的深层意蕴的解读。这种侧面的、迂回的解读策略,依然折射着王崧舟对诗的“可解”与“不可解”的矛盾之情。互文做为一种解读策略,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但互文策略用在这里,王崧舟是有自己的主张的。那就是借助“互文”在诗的“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达成一种谅解备忘录。诗说到底是对人生、宇宙的一种直观的洞悉,对事物的一种普遍性的了悟。从这个意义上说,诗只能去“见”去“会”去“悟”。但是,诗毕竟是一种言语的存在,尽管这种言语以自足和完形存在着,她处处设防,她把自己保护的严严实实。但百密终有一疏,只要有一条缝,只要有一孔眼,我们就有窥见的机会和可能。正是这样的一条缝、一孔眼,让诗暴露了自己最隐秘的灵魂,于是,诗终于在自己的疏忽中败下阵来。这才给了王崧舟和王崧舟们以“解诗”的可乘之机,一片中间地带在跋涉中被他们发现了。

但不知这种发现,对“诗”们而言,是幸耶?是不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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