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吏的局外与知识的悲哀（《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而不少形象都栩栩如生。在塑造这些形象时，诗歌特别注意通过语言来构建人物的个性，又通过性格的冲突与变化来反映现实，揭示主题。一般说来，诗歌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两类形象及其矛盾斗争。

一是正面的，刘兰芝，温柔、善良、孝顺、体贴、知书识礼，有容止，果敢坚强，忠贞爱情。其焦仲卿，忠于爱情，但优柔寡断，缺乏抗争，充满矛盾，最后充满反抗的精神。另一类是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势力，他们专横、武断、暴戾。

但是事实上，上面的说法值得推敲。在具体的矛盾展示上，诗歌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转化，使其在时间的流程上呈现一种文学的真实生态，（也是美的悲剧的真实生态）从而使文本的解释更有迹可寻。

我以为，本诗的可贵之处在于焦仲卿性格的塑造与刻画对本诗主题的阐发和对刘兰芝的悲剧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矛盾的展示上，焦仲卿、焦母和刘兰芝三方分别构成一个三角矛盾体，他们的变动展示了极其微妙的关系变化。下面试述之。

在焦母与刘兰芝的矛盾冲突中，焦仲卿实际上是一个不定因素。正因为如此，焦母的骄横才得到展现，而刘兰芝的从容镇定，坚强与果毅也因而有了一个展示的时间与空间的平台。假如焦仲卿偏向于焦母甚是明显，那么刘兰芝的个性便无以展现，而她的愤恨的性格与情绪则有可能得到不适度的夸张而掩盖了蕴藏在她身上的美好的品格。换方向而言，则焦母的专横与暴戾亦无从揭示，那么，这场“离别”就自然只能是一场再寻常不过的“休妻”事件了。

在这种游移两端的“平衡”持握之中，焦仲卿似乎扮演了一个“局外人”的角色，这使得矛盾的展示其实仍在焦母与刘兰芝之间，因而这场“婚变”在一开始还不具备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至多不过的婆媳之间的“纠纷”。

但事情的关键是，刘兰芝被“遣送”回家了。这个原本两个人之间私下的行为却与世俗的约定之间发生了冲突。刘兰芝的独自回家被理解为对社会约定的一种认同。结果悲剧越陷越深，由个人能够把握而变得不可控制和预料了。这样，原本于婆媳之间的一场纷争的家庭内部的矛盾因为符合世俗的约定的一条而被看成是一成“婚变”。至此，这种矛盾已经很少有了回旋的余地了，（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刘兰芝“且暂回家”就被置换成了“休妻”事件。这是刘兰芝所始料未及的。

所以事情的发展便不以刘兰芝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进行着。即使刘兰芝为自己极力的申辩，（“府吏见叮咛，结誓不离别。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即使有阿母的真诚辩白，（“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和令郎君？”）甚至有坚决的“推辞”，（“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但事情的发展还是继续朝着刘兰芝不能左右的情形向前发展着。我们看，媒人川流不息，说客三五而至，事情至此，也许另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出现了，就是两个家族在有意的“炒作”，我指的是那种“僵持”与“较量”。

当然，如果不是这样，至少说明刘兰芝回家的举动的解释权已经由她本人转向了其母家了。

但是，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如果焦仲卿能够及时地介入，则情形不会有更恶劣的结果。但他的影子究竟没有出现。同样的道理，刘兰芝在家，如果没有其兄的介入，则她依旧能够守住誓言。但是，一个家庭面对这样旷日持久的“大战”，显然相当头痛，所以他“怅然心中烦”也便是很有原因了。那么，要结束这种无味的等待、煎熬，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嫁”。其兄的决定与其相应的行为，与其说是专横，莫若体现了家庭的整体意志——这明显是两个家庭之间较量的一种结果。

很显然，当“郁郁登郡门”的场景传遍全郡的时候，焦仲卿在赶到刘家已经是无济于事了。他解决这场纷争的积极努力在那里呢？只有那个所谓的“誓言”，因而显得非常的孱弱与无力。

但是，更坏的情形是，焦仲卿则是在不该介入的时候介入了，则悲剧便以突发的方式发生了。也就是说，焦仲卿不在听到刘家的“嫁女”消息的时候去，则刘兰芝不至于走上绝路。她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忠于爱情，不如说是她的心灵倍受折磨的结果。

对刘兰芝来说，在婆家，在婆母欲望的满足与否上她痛苦；在是去是留的问题上她难受；回娘家实际上又无形之中要背负上被休的耻辱；在媒人说媒而自己屡屡拒绝时同样又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的苦痛；而府吏的来见，不仅没有自道男人自己的失责，反而厉声责问，又使刘兰芝感到了“背信弃义”的折磨，在府吏“吾独向黄泉”的怨声里，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

由此可见，刘兰芝在整个事件中都是最痛苦、最不幸的。她经受着种种的压力和摧折，其中府吏给她的应该是最多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品在完成刘兰芝的塑造时，也一并为我们展示了焦仲卿的形象与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焦仲卿的“而终”是在刘兰芝之后。诗中特意为读者作了标示，“府吏闻此事”；在此之前，诗歌又交代说，“府吏闻此变”，我们体会这个“闻”字感觉这些说法都是有意味的，都是他旁观而不在场的证明。当然，他“心知长别离”，也有极为复杂的心理斗争，但尽管如此，他在作品的形象是黯淡的，一切都说明了他的性格是孱弱的。他的“死”绝不能和刘兰芝“等量齐观”。唐弢先生在《孔雀东南飞的现实主义》里，对焦仲卿不乏同情，然而，同情并不能代替客观的分析。在这里，我还是见到了唐先生对焦仲卿性格弱点的分析。如“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所以，在焦仲卿，则是性格悲剧，而刘兰芝呢？我们还应当结合作品作进一步的分析。

要完整地把握刘兰芝这一人物形象，在阅读作品时应当结合那些具体而微的情节，并尽可能地完成人物的“性格组合”的构想准备。如刘兰芝离别之前的一番清醒而冷静的话语，透露出她对于感情的依恋。晨起装扮，既显起从容镇定，又表示出她的内心其实极其痛苦和芜杂。上堂拜别，仁至义尽，其举止有度；又与小姑道别，其良善与以德报怨心可现；而回娘家拒嫁，为情守贞，其情感人。

其实，揭示刘兰芝性格与悲剧的还远远不仅是以上这些。在更深的层次上，我以为这乃是专制对“知识”的可悲的胜利。关于这一点，诗歌的第二节可谓详尽地为我们展示了其中的奥秘。我们试来分析之。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无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所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不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我们从诗歌的前四句可知，刘兰芝是一个聪慧的女子，有一身的才技与知识。但这并不是刘兰芝话语的重点，也不是她在自我炫耀，相反，倒有悔恨其无用之意。这一节诗的中心在于诉说“苦悲”。为何而“苦悲”？一是府吏的“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她需要的是夫妻间的相抚与存慰等心灵上的关切与交流。这是一个有一定知识的女性的必然要求。二是辛勤劳苦，但“大人故嫌迟”，所以她感到“君家妇难为”！“不堪驱使”恰切地表明了问题的症结的所在。

如此辛劳的媳妇，婆婆仍指责她“举动自专由”，为什么？其实道理明白得很：婆婆需要的不是一个知书识礼的媳妇，而是一个可堪其驱使的（无知无识的）下人。而刘兰芝她举动有度，知书达礼，行事有章法，在她的婆婆看来，那种简单的伦理的束缚力就显得多么地简陋了。所以，反弹的情形就是，这位婆婆于是加倍地、拼命地要折磨与辱没这个媳妇，使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即使“三日断无匹”，“大人”还是“故嫌迟”。

这是一场可悲的较量。坦然地说，知识本是一种权力话语，当有其发挥的优越性，但在知识附庸于社会世俗伦理等级、服从于庸俗的伦理解释时，“知识”就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障碍，因为它“独立”、“知道”。特别是在遭受压制的时候，知识能强烈地感受到“专制”的非人性的一面，于是，刘兰芝更感到了自身的悲苦与不幸。这就是意识。加缪说，痛苦是被意识到，只有被意识到的才是痛苦，反之亦然。而被赋予这个意识的则是“知识”。

所以，在刘兰芝的身上，知识是一副清醒剂，同时又是她的沉重的负担。知识赋予她清醒而冷静的意识，但知识又使她有了太多的情与义的情感与道德的心灵拷问，因而她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她的对“死”的寻求，的确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方式，尽管后世的人们痛心疾首，感叹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