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诵读教学 打好语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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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传统方法,我们应当用现代教学论和教育心理学理论予以新的解释,并把加强诵读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一种整体策略,以解决语文教学耗时低效的问题。

从小学到高中12年,语文课占总课时的26.3%,用14的时间来学语文,仍然是“速度效率偏低,不适应国内、国际发展快的需要”,“实用性不强,学了不管用”(张志公语)。是语文教师不努力吗?不是。平心而论,这些年各学科的教学改革,恐怕语文是最红火最热闹的。但就整体而言,语文教改仍是老大难问题。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如何把握语文教学的整体策略,我们还研究得不够深透。

根壮才能叶茂。一个人语文素质的高低,相当大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语文积累。如何积累,最主要的还是一条——读书,尤其要诵读。要将一批有代表性的包括各种内容、体裁、风格的诗文熟读成诵,消化领悟,多积累一些典范的规范汉语的语言材料,这才可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才是提高语文素质的根本。正是出于此,我们才主张把加强诵读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一种整体策略。

以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为代表的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大家,在实践中融汇了传统教育的精华和国外先进的教育科研成果,形成了我国优秀的语文教学理论和经验。他们对诵读教学有独到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

叶圣陶先生指出:“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工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这又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荆”(《〈精读指导举隅〉前言》)

吕叔湘先生也指出:“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要正确必须善于摹仿,要熟练必须反复实践。”(这里说的“摹仿”和“实践”,就包括要读好“典范的白话文”。——笔者)“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至少以白话课文而论,不是讲得太少,而是讲得太多。”“语文课既然主要是技能课,上课的时候就应该以学生的活动为主,教师的活动应该压缩到最低限度。”“讲解之外,可以诵读课文或者做别的练习,可以指导课外阅读。”(《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关于语文教学问题》)

语文大师的这些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符合教育心理学的原理。没有感性的认识就没有理性的认识,没有量的积累就没有质的飞跃。智力的发展有赖于记忆力的发展。没有记忆力为基础,分析、综合、联想、推理、评价、运用……全是虚空的。不储存信息,就谈不上处理信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本来是十分容易理解的道理。

事实已经证明,只分析语法、修辞特点,只记多少个语文知识点,只分析文章的内容结构和写作特点是很难学好语文的。当前世界不少研究语言运用的学者,都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只研究纯粹的语言形式和关系模式,只用形式化或代数化的方式研究语言系统,确实难以解决使用语言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从语境可以影响话语解释的各个方面发现语用规律。以莫里斯(C.W.Morris,美国哲学家)为代表的现代语用学的兴起就不是偶然的了。我国语文大师的主张,与现代语用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诵读典范作品,正是注意从整体上体味不同语境中如何运用语言,从具体的语言材料中去领悟语用规律,“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用诵读打下的语文基础去进行语言交际,又进一步消化了读的记的,并在运用中提高了使用语文的技能。语文前辈优秀的语文教学理论没有过时,而且完全符合学习语文的规律。

也许有人要问,加强诵读,是否与大语文教学观相悖呢?现在学生生活面广,能接触各种各样语言媒体,如电视、广播等等,不是处处可以学习语文吗?有必要去多读多背一些诗文吗?

我们把加强诵读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整体策略,并没有反对学生从生活中学习语文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引导学生广泛接触社会,充分利用各种语言媒体,大量阅读。其实,读书本来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书籍本来也是一种语文媒体。我们之所以强调诵读,只是因为与其他媒体比,书籍不但量大,而且相对来说它的语言更为规范、更为直接、更易于为学生所掌握。

我们不能不承认,平时生活中交流的口语,多数与我们所要求的准确、规范、流利、生动、得体的语言,还有相当的距离。特别是我们方言区的学生,从小听的说的几乎都是方言。方言与规范的现代汉语比,不但语音相去甚远,在词汇、语序等方面也有巨大的差别。而且方言的口语,几乎都是俚俗语,尽管它也有其群众性、通俗性的一面,但与典范的白话文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能用方言把话讲得妙趣横生,不一定就能用普通话讲出来,更不一定能用规范汉语写出来。

更成问题的是,方言区的学生往往习惯于用方言来思维,听到的普通话必须“翻译”成方言来思考,接着再把想的“翻译”成普通话说出来,写作也是这样。因此语言表达(说与写)不但往往慢一拍,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往往变了味,掺杂进不规范的方言。读书少的学生,由于积累的规范汉语少,表达本来就艰涩苍白,一“翻译”更变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病句连篇,叫人不知所云。

所以,我们要向生活学习语文,就要提倡学习生活中的规范汉语,特别是在方言区这个语言环境中,更要多读多记规范的、精当的书面语言,通过诵读准确、生动、鲜明的精彩诗文,口诵心惟,把这些语言材料消化成为自己的语言,从读入手,带动说写,养成用规范汉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习惯。有了这样的基础,才有可能熟练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面对21世纪,我们的学生当然必须掌握人工语言——同样有语汇、形式、语法规则、语句结构和语义内容的电子计算机语言。但是,人工语言的学习和掌握都有赖于自然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掌握。电子计算机无法代替人脑,如果学生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规范汉语,就无法很好地运用语言工具,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未来社会更需要人才,需要有口头和书面交际能力的人才,需要再学习,而这些,都要求学生必须有较高的语文素质。如果青少年时代不多读多记一些,就不可能“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歙张”(郭沫若诗)。抓诵读,就是根据学生的实际,特别是方言区学生的实际,为学生的语文能力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正如张志公先生所总结的,传统语文教学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教学要从语文工具性这个特点着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语文这个工具,要掌握得好,运用得好,首先必须手中握有丰富的材料。古人一直强调多读。他们认为,只有多读,才能善写。他们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们不主张狭窄,主张广博。要求学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要求‘穷经通史’,通晓‘诸子百家言’;他们也并不都主张‘两耳不闻窗外事’,有识之士是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然而,他们毕竟认为多读书是根本。2.凡工具,必须操作熟练,运用自如,才能发挥效力。……要学生多获取语言材料,就不仅要靠多读,还必须要求熟读以至背诵,背得‘烂熟’,这些材料才能真正为他所有……掌握语文工具要靠积蓄丰富的语言材料,要靠纯熟的驾驭这些材料,这条原则是正确的。”(《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

但是,传统的诵读教学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问题:1.要求学生读的内容,大多脱离社会生活,脱离社会实际,与语言实际运用的需要距离甚大。2.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过分强调学生直觉体验,缺乏科学的指导,缺乏系统有序的、合乎教学规律的训练体系。3.抑制学生的个性发展,窒息学生的创造精神,忽视口头语言训练和多样化语文活动。4.未能形成一套语文教学的理论,并据此产生出一套或几套可以广泛使用的方法。

我们教的学的,毕竟是植根于中国的中国语文。我们应当学习以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语文大师,扬弃我国语文教学传统,予以改造创新。我们之所以把诵读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整体策略”,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仅仅作为一种方法的诵读,把诵读作为语文教学的基点。总的说来,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要抓好养成教育。抓诵读,决不能靠戒尺,而要千方百计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和热情,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积极性。好读书,勤诵读,认真做好读书笔记,这些良好习惯的养成,是诵读教学成功的关键。

二是要改革课堂教学结构。课堂教学毕竟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主阵地。课堂上要加强诵读训练,每课必读,恬吟密咏,培养语感。不同类型的课文,诵读应该有不同的具体安排和方法。大多数课文必须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选出精当文段,既作为精讲巧练的重点,又要求学生熟读或背诵。课堂上学生读(或活动)和教师讲(或示范)的比例,应控制在5∶5左右。(指课堂教学的总时数的使用比,不是平均每节课都要按这个比例上课。)应当努力优化组合现代教学媒体和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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