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那一条走廊
很多时候，我把自己整个地交给音乐，交给门德尔松、舒伯特，交给魏因加特纳、卡拉扬，交给帕瓦洛蒂、多明戈……我希望在音乐长河的缓缓流淌中，有一条古典、纯美的游鱼不会因物质而搁浅，不会被世俗所猎取。
其实在日常生活，尤其是教育中，我也是一条快乐的游鱼，有着湿润和滑腻的幸福的外衣，有着时时浮现的内心欢乐的鳃红。我被感动喂养着，哪怕是一丁点，也足以消受一生。
睿者的指引
我生于1970年。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接受理想化的东西多一点，对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充满向往。因此到现在，我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理想得有些过了头，成了幻想。这就有了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痛苦，有了性格命运中的悲剧因素。
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个军人。这不仅是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更重要的是那一套绿军衣绿军帽在我拍人生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武装过我。尽管部队没有去成，但在骨子里我把自己看成军人，以父亲为偶像，直到今天，我在风一样走路雷一样做事的时候，还常常有这样的幻觉：我是一名军人。这也是精神病的一种，好在目前还没有分裂的迹象。
读初中开始我有作品在报刊杂志发表。拿到稿费对于贫寒的家庭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这时候我便有了人生的第二志愿：当不了军人就当作家。父亲不反对我拿稿费但反对我当作家。反对的原因是“文革”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回忆，而我只踩到了一点尾巴，没有蛇咬的经历；反对的后果是高中毕业我愣是进了师范，用父亲的话说：“现在可以吃安稳饭了。”
毕业分配，放弃留校的我被家乡文化局看中，要我去搞专业创作，肺病严重的父亲咯出血来力阻，孝顺的我二话没说回了中学母校执教鞭。可“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在我工作不到三个月，父亲竟撒手人寰。我悲痛至极，拾起笔来，写下许多欲哭无泪的文字。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年，我在父亲坟上磕过三个响头之后，还是以“借调”的方式去了市文化局任创作员。在文化圈里我是如鱼得水。当我成为作协会员并有幸向陆文夫、范小青等知名作家当面讨教的时候，我有一种类似于在那艘著名的沉船船头“飞”的感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风动我帆、水扬我心的时候，一份《莫让优秀青年教师流失》的政协提案把我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急招回课堂。面对曾经的出发点和眼前的停泊地，把钢笔换回粉笔的我有一种“迷不知吾所如”的感觉。而恰在这个时候，一位裤管挽得高高的农民，给了我睿者的指引。
那是一个细雨的午后，这位农民父亲打着土布的雨伞来找他的孩子。这是一堂寻常的语文课，课开始仅有五分钟。我说：“有什么急事，你把孩子叫走吧。”那位父亲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这可是语文课！让他听完这堂课我再带他走。”于是，这堂课有了一位特殊的听众——一位打着土布雨伞站在教室外边滴雨檐下的父亲。于是，这堂课我上得特别投入，就像一位高超的琴师，在五十多名学生的心弦上拨弄了一曲……
从此，我踏进课堂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堂课是我也是学生乃至学生家长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我和我的学生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当为这堂课的平庸苍白而惭愧，也不应当为这堂课的碌碌无为而悔恨。从此，我走下讲台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堂课，学生收获了没有，我收获了没有；课的哪一个环节处理得特棒，哪一个环节还有待提高？从此，我尘封我的作家梦，把人生航向修正为：做一个特立而不独行的语文教师，记住学生，并让学生记住。
——这一年，已是1996年，我把它看做是我教育生涯的真正开始。
成长的阶梯
1996年8月，又是一纸行政命令，把我从中学母校江苏张家港市凤凰中学调入国家级示范高中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任教。
调入梁丰不久，时年26岁的我就在一次由学校领导主持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喊出了“学校给搭多长的梯，我就能登多高的楼”的口号，学校领导当即应了一句：“你要登多高的楼，学校就搭多长的梯。”这真是一拍即合。这一年，我成为市教坛新秀；第二年，成为市教学能手；第三年，成为全国中语会教改研究中心理事；第四年，成为市学科教改带头人；第五年，成为市首届名教师；第六年，“双破一拔”，成为全市最年轻的中学高级教师……其间，全国中语会、全国青语会、《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江苏教育研究》等分别以“教坛新星”“封面人物”专栏等形式向语文界教育界作了荐介。
在这“登高”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我永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我刚到梁丰不久，赶上学校一年一度的对外公开课活动，语文组要开课。组长找到我，说：“你亮亮相吧，这是一个证明你自己的机会！”我爽快地答应了。这时候有人跟我说：“你真傻，为什么人家不开偏叫你开？那是欺生！”我不以为然，觉得开课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机会，它锻炼人，别说让我上，不让我上我还要争取呢！结果那堂以“语文课堂需要情感世界融通”立意的《一碗阳春面》课一炮打响，3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听课教师（甚至有部分学校的司机）到最后自发起立，和50多名学生一起高歌了一曲《好人一生平安》，不少人是抹着眼泪离开阶梯教室的。我落了个“煽情派”的名声。不少听过这堂课的老师多年以后见到我还说：“那一碗阳春面，好吃！”以后我常揽开课的瓷器活干，我坚信，开的课多了，绣花针也会变成金刚钻。
第二件事也与公开课有关。那是1999年，我执教“张家港市首届名师展示课”。因了陈钟梁先生那句“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也因了我对“诗意的呼唤和语文的回归”的主张，我以我在读高中读大学以及工作后的三首同题诗《致宝岛》为教材，向全市同行公开执教《亲近诗歌》一课。那天，市教委主管教育教学业务的副主任卢元钦先生匆匆赶来。他坐在前排靠近走廊的地方，不看我“表演”，只看学生“表情”。课后，听课老师走去一空，他留下来问学生：“老师平时常上这样的课吗？”这给我心头一震。——是啊，是不是平常每堂课都能像展示课一样，用心去做呢？翌日，我接到卢先生书面评课，洋洋数千言，热情鼓励，是他听课当夜写的。感动之余，我写下教育手记：“从今天开始，我会觉得，每堂课都是公开课，每堂课都有卢先生坐在那里。”
自由的呼吸
2001年8月，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与现实斗争之后，我和我的两位同事加盟民办翔宇教育集团。如果说我和我的同事也算是人才的话，那么，正如媒体所言，这似乎是继文革下放之后第一例苏南往苏北的教育人才流动。我图的是什么？职位？待遇？不，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份自由的呼吸。在翔宇，我用读书滋养底气，用思考带来灵气，用实践造就名气，感觉到人生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到翔宇之后，读书方面最大的收获是开始孤身一人，孤灯一盏地与思想家对话：孔子、墨子、老子，佛学大师、禅学大师，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草原部落、北大抽屉，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康德，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思想家赋我以哲理，使我开始跳出学科教学的小圈子，从更广、更深的层面上去探求教育的哲理和诗意。
到翔宇之后，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在教育中发展学生的精神，洗礼他们的灵魂，点燃他们的思想。我提出三句话：让学生学会感动，让学生学有思想，让学生学出意义。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这就是感动的意义。罗曼·罗兰说，30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这就是思想的价值。存在主义大师尼采说过：“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这就是意义的作用。
到翔宇之后，实践让我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我在阅读教学中定位“读—解—悟”，在写作教学中定位“学—思—创”，开始探索“专题式语文学习”：《感悟亲情》《善待生命》《重返历史》《神游未来》《亲近大师》《超越自我》。我在教室布置发表栏，在课堂设立演讲坛，在学校成立学生出版社，鼓励（甚至是鼓动）学生亮出观点，发表见解，形成思想。我借用奥地利精神医学家弗兰克博士的“Logotherapy”（意义治疗法），利用日常生活中纤弱的细丝，为我班上的每一位学生编织出意义和责任，找到“充实”……
1996年至今，我在思考中实践，在实践中思考，已发表教育教学论文100多篇，散见于《人民教育》《北京教育》《上海教育》《江苏教育》《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等刊，其中12篇获全国一等奖，8篇获江苏省一等奖。与人合著的《中学语文教与学》一书获得了全国中语会首届语文教研成果大赛专著类一等奖。在《中学语文教学》发表的文章有6篇被列入封面要目。《教师之友》连续18期推出我的专栏文章《今天怎样做教师》。为此，有人说我是论文专业户，更有人说我是论文获奖专业户。我不否认我喜欢写论文，但有两条我是努力去做的：我写我“思”，我写我“创”。我已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把写论文作为呼吸的一种方式，无论我吸进的是什么成分，都希望呼出氧气——我愿是一枚思想的绿叶——而我的葱茏来自于实践的土壤。
到翔宇之后，我每月都以“杏坛小札”的形式编印一期个人当月教育教学文集《寻找失落的人文》，每期4－5万字，几乎所有的文字都会在下月见诸教育报刊，这让我的笔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惟存教育网站的柳栋先生还以兄长般的友情为我在互联网上安了名为“卫星话语”的“家”（个人主页），“小札”自此有了电子版，有了网上读者，我更加掂出了手中的笔的分量。
江苏省宝应县氵已 水中心小学辗转偶得《寻找失落的人文》两期，他们在征得我同意之后，全本复制，人手一份。又邀我去讲解。在那个冬至之日，我从上午8：30讲到11：30，中间没有休息。来得早的，据说空着肚子坚持听完，其间多有流泪；来得迟的，因为座位有限，就坐（甚至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听。寒风中的这份真情让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我的题为《做一个理想教师》的讲解，而是那一条走廊。通过这条走廊，我分明走进了一个明亮温暖的空间。
回首来路，忽然间觉得，这一条走廊无时不在，那上面有信任于我的学生家长，有警醒于我的教委主任，有厚望于我的前辈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