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树》有关资料

【作者简介】

王鼎钧，台湾散文家。山东临沂人，１９２７年生。１４岁开始写诗，１６岁写成《评红豆诗人的诗》。

从１９５１年起，开始从事广播剧创作，同时为各报撰写杂文专栏，并从事舞台剧和小说创作。同时也开始撰写探讨小说技巧的理论文章。

抵台初，从事文学创作，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间，在台湾“文艺协会”主办之“小说研究班”，从事小说创作之研究，并开始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工作。

从１９５０年开始，在台湾广播公司管理资料，后来担任编审和节目的制作，直至１９７５年退休。除此之外，他曾于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６年，担任《联合报》“人间”副刊主编，并担任过幼狮公司期刊部的总编辑。后任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高级研究员，担任编写美国儿童阅读中文之教材。

王鼎钧的创作内容很广，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杂文、小品、电视剧、影评、小说批评等等。他的主要作品有散文《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大林出版社）、《人生观察》（１９６５年１月，文星书店）、《长短调》（１９６５年９月，文星书店）、《世事与棋》（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惊声文物公司）、《情人眼》（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大林书店）、《碎玻璃》（九歌出版社）、《灵感》（九歌出版社），小说《单身汉的体温》（１９７０年３月，大林出版社）、《透视》（大江出版社）、《王鼎钧自选集》（１９７５年，黎明文化事业公司）、《钟》（１９８０年，尔雅出版社）。

──选自《台湾当代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本文通篇用拟人化的手法，给人以沉重的悲剧感，是这篇作品较成功的特点。这悲剧感正是作者通过“立在那条路边上已经很久很久”的老树的最后遭遇，象征性地向人们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现代科学的高度发展，那使人与自然距离愈来愈远的科学技术，正在以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同步速度，剥离着人类生活的最后一层诗意。尽管有些人把这种遗憾当做守旧，闭塞甚至愚昧去嘲弄，但是，也只有现代人在不断开拓的同时，才会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这种困惑和不安。专题和定向的调查纪实文字确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但同时也会因为，那毕竟不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的事，而会多少表现出迟钝或懈怠。这篇散文，选择一个就在人们身边，在通衢一侧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作者的焦虑和不安。笔法细腻朴实，感情沉滞凝重。

拟人化的笔法由远及近，从自然的生存到有情的生命，从生动的描摹到刻意的比拟，最后赋予“那树”以真实的性灵，让真实的性灵敲击着读者的感知：“啊，啊，树是没有脚的。树是世袭的土著，是春泥的效死者”，“绿在这里，绿着生，绿着死，死复绿”。难道不是只有生命的绿，才赋予了人类生存的天地吗？它不但赋予人生存，更赋予人美好：“千掌千指托住阳光”，在酷暑中洒下一片浓阴；“于是鸟来了”，才带来了孩子们的欢乐；“于是情侣止步”，在树的荫庇下生长着自己的爱恋；即使“被一重又一重死鱼般的灰白色包围”，它也默默地站在那里，“让下车的人好在树下从容撑伞”；它也只默默地“一厘米一厘米”地生长自己。在这“别的东西延伸得更快”的时代，它还在“冒死掩覆已失去的土地，作徒劳无用的贡献，在星空下仰望上帝”。

这几组从不同视角描摹“那树”的文字，细腻朴实，侧重用比喻、借喻的方式，写出老树默默的生命之绿，它的自然生存给人们带来的福荫。如果造化有知，它将会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但是，“树没有说什么，上帝也没有”，人类却宣布“那树要偿命”了！文章从这里完全进入了直接的拟人化描写。细腻的笔触则显现了感情的沉滞，使“那树”的死亡形象十分凝重：“电锯从树的踝骨咬下去，嚼碎，撒了一圈白森森的骨粉”。造化之神在沉默中蕴含着悲愤，一切都陷入了沉重的悲剧气氛：“星临万户，天象庄严”，“老树叹气，一声又一声”。作者的笔在谴责之中，带有一股辛辣，“一切预定，一切先有默契”，这辛辣中更暗喻着特有的社会丑恶。尤其那清道妇的叙说，形成了一笔生动的寓言式的描述，赋予“那树”以真实的性灵：“昨天早晨树还在”，“住在树干里的蚂蚁大搬家”，“老树是通灵的，它预知被伐，将自己的灾祸先告诉体内的寄生虫”，于是，“每一个黑斗士在离巢后”，都“表示了依依不舍”。终于在那个“月黑杀人夜”，“通灵”的树完结了自己最后的悲剧。这个很难说不是真实的寓言，更充溢着作者的同情和哀婉，也强化了拟人的修辞效果。

人们一向歌颂着大自然的赐予是无私的奉献，从来没想到过这是人类无意识的掩盖了对大自然的掠夺。散文中，写那在强光下挥动的利斧和十字镐映在“路面上”“窗帘上”的巨大阴影，不正象征着灾难的魔影吗？人们在城市中挤走了最古老也最长久的最后一簇绿阴，那依靠生命之绿才得繁衍的性灵，离灾难还远吗？

──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当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由于散文文体是一种特殊的品类，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分，它的变革往往并不局限在纯粹的职业的散文圈子内。如果说，陈之藩开辟了一片散文新思维的空间，复兴这一文体作为思想载体的古典地位，而新的审美规范的建树和开拓，不得不让位给纯粹的文艺家去完成。人们熟悉作为散文革新家的余光中的名字，而另一位也许艺术成就更大、境界更为深沉博大的旅美华文散文家王鼎钧，则是为大陆读者所知不多和相当陌生的了。余、王二氏均属创造了散文阳刚之美的作家。倘若我们能平心静气地如同审视中华古典散文的传统那样审视现代散文的传统，那么，现代散文作家中究竟有几位能像庄子、韩愈、苏东坡那样，拥有泰山日出、雷霆万钧的阳刚气象？！台湾散文原本承袭了周作人一派，周氏又承袭晚明小品遗风。毕竟有一种衰败倾颓、夕阳归鸦的气象。是故，王鼎钧和余光中在散文文坛崛起，且不论其思想倾向上还有哪些毛病，他们两人那狂洋恣肆、突兀峥嵘的想像力和排山倒海、阅兵方阵般驾驭文字的能力，将散文的阳刚之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没有理由加以拒绝的。余、王二氏，艺术风格和心理气质上存在差异，余为雄健豪放，王则沉郁顿挫；余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在情感内涵及表达方式上，王则更为关注民族审美心理、文体体式之变异，及散文容量空间的拓展上。但他们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共同为完成对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石。

粗略地讲，王鼎钧在散文审美变革中的贡献有三。其一，对人的研究，特别是从审美角度，把人放在历史风云激荡的漩涡里加以表现，可谓是王鼎钧贯串自己一生全部创作的主线。他紧紧抓住人的两大系统：生物层次和社会层次的交汇渗透，人作为灵与肉，精神与欲望的双重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的。他从中剥离、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美与丑、悲与喜错综复杂的图画。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欲望”的双重性，它一方面是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欲壑难填”又造成无可估量的破坏；它既是人性的一部分，又是导致人性堕落的罪因。不仅《欲》《网中》这一类篇章让我们领悟到作家的深邃哲思和良苦用心，在《那树》《青纱帐》中，也同样能看到这一思想在不同侧面上的延伸和阐发。前者写象征物质文明进步的城市的扩展，人和事却事与愿违地破坏践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后者虽然写抗日战争年代的故事，但它的核心基础，仍然是欲望的善恶二重性，但在艺术揭示中，则戒拒了任何一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说教，也有效地规避了以往思维中那种二值判断的习惯，而于复杂中求真、求善、求美。其二，从美感思维的形态上看，王鼎钧对传统中单向度的“乐感文化”，持重新评估与自觉批判的态度。他笔下的人物、事件乃至情愫抒发，无不具有一种拂逆传统欣赏心理的悲剧美，带有双重苦难的性质（时代苦难和承袭传统文化心理堕力而带来的苦难）。美不是苦难和因袭的重担，而是在这种重压下被扭曲却不能被摧毁、被泯灭的人性。他笔下的悲剧，终是与惩罚和毁灭的主题，美丑为邻的主题相绾结。但这种惩罚毁灭的主宰者不是西方文学里至高无上的神。他也不曾从邪恶和废墟中去发掘令人战栗的美。王鼎钧说：由于“时代把我折叠了很久，我挣扎着打开”，因此他要从历史“水成岩的皱折里想见千百年的惊涛拍岸”，就“用异乡的眼，故乡的心”来审视和表现一切。“用异乡的眼”来审视“故乡的心”，对于作为“故乡的心”的民族文化性格，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内文本”的迁徙、变异，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其三，举凡散文这一包孕极广的体裁的各类体式，杂文、小品、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诗，王鼎钧无一不能，都有开创性的建树。在文体上，结构与文调大开大阖，快速、锐利、错落，时而空灵，时而平实，时而拙朴古雅，时而诙谐俚俗，融悲怆和幽默，繁华与恬淡为一炉。他将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结构引进叙事散文中来；用音乐家谱写“交响诗”和“四重奏”结构乐章的办法组织长篇抒情散文；为了扩大散文以小见大的容量，他将一般的寓意象征，改造和廓大成世界本体的象征，换句话说，他笔下的意象和象征，每每有一种哲学上本体论的味道。在想像的方式上，他还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输入以前，就不时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抒情中常常错杂进奇警的幻觉和错觉，其寓言体小品中，局部和细部是写意的，整体和全局上又每每是写实的。这种写意和写实的交融，是他开发了潜意识深度世界奇幻宝藏的一大收获。

──选自《王鼎钧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本文是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