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和辛派词人

小编:

12世纪下半叶,词坛上大家辈出,名作纷呈。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词坛主将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把词的创作推到高峰。辛弃疾词的内容博大清深,风格雄深雅健,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派词人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词不仅可以抒情言志,而且可以同诗文一样议论说理。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命运和人格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个性日益鲜明突出。词的创作手法不仅是借鉴诗歌的艺术经验,“以诗为词”,而且吸收散文的创作手段,“以文为词”;词的语言在保持自身特有的音乐节奏感的前提下,也大量融入了诗文中的语汇。虽然词的诗化和散文化有时不免损害了词的美感特质,但词人以一种开放性的创作态势容纳一切可以容纳的内容,利用一要可以利用的创作手段和蕴藏在生活中、历史中的语言,空前的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最终确立了词体与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

此期词坛并非辛派独霸天下,姜夔和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等人,另成一派,从而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

辛弃疾的创作道路

英雄的才情将略与“归正人”的苦闷怨愤 “刚拙自信”的气质个性和“三仕三已”的人生经历 抒写人生行藏的创作主张和追求雄豪壮大的审美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秆,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原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也天生一副英雄相貌:肤硕体胖,红颊青眼,目光有棱,精神壮健如虎。因生长于金人占领区,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济南人耿京聚众数十万反抗金朝的暴虐统治,时年22岁的辛弃疾,也乘机揭竿而起,拉起2000人的队伍奔耿京部下,为掌书记,并劝耿就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次年正月,受耿京的委派,辛弃疾等人赴建康(今江苏南京)面见宋高宗。在完成使命返回山东途中,辛弃疾等人获知耿京被降金的叛徒张安国杀害,便立即率领50名骑兵,直奔济州(今山东巨野)有五百万之众的金兵营地,将张安国生擒绑缚于马上,疾驰送到建康处死。这一壮举充分表现出辛弃疾的非凡胆略勇气。

辛弃疾深谋远虑,智略超群。26岁时向孝宗上奏《美芹十论》,31岁进献《九议》,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方面,指陈任人用兵之道,谋划复国中兴的大计,切实详明。33岁时即预言金朝“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周 密《浩然斋意抄》),也体现出辛弃疾的远见卓祝。他还具有随机应变的实干才能,41岁在湖南创建雄镇一方的飞虎军,虽困难重重,但事皆立力,时人比之为“隆中诸葛”(刘 宰《贺辛等制弃疾知镇江》)。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南归后本来希望尽展其雄才将略,挥拥万夫,横戈杀敌,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然而,自隆兴元年(1163)符离之役失败后,南宋王朝一战丧胆,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纳贡求和,使得英雄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而身为“归正人”的辛弃疾,更受到歧视而不被信任。他23岁南归之初,只被任命为小小的江阴佥判,六年后官职虽逐步升迁,但都是在地方任职,而且每任时间都不长,从29岁到42岁,13年间调换14任官职,使他无法在职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

辛弃疾积极进取的精神、抗战复国的政治主张本来就与当时只求苟安的政治环境相冲突;而他“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水调歌头》)的傲岸不屈、刚正独立的个性更使他常常遭人忌恨谗害和排挤,因此他一生“三仕三已”(《哨遍》)。42岁的壮年,即被弹劾罢职,闲居八年后,朝廷准备北伐,辛弃疾怀着建功立业的希望再度出山,可并未得到重用,二年后带着“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的绝望心情,66岁的老英雄又回到铅山故居,68岁时含恨而逝。

辛弃疾既有词人的气质,又有军人的豪情,他的人生理想本来是做统兵将领,在战场上博取功名,“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满江红》)。但由于历史的错位,“雕弓挂壁无用”,“长剑铗,欲生苔”(《水调歌头》),只得“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转而在词坛上开疆拓土,将本该用以建树“弓刀事业”(《破阵子》)的雄才来建立词史上的丰碑。

辛弃疾写词,有着自觉而明确的创作主张,即弘扬苏轼的传统,把词当作抒怀言志的“陶写之具”,用词来表现自我的行藏出处和精神世界。他在《鹧鸪天》词中明确宣称:“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他也实现了自我的创作主张,空前绝后地把自我一生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和精神个性完整地表现在词作中。与虎啸风生、豪气纵横的英雄气质相适应,辛弃疾崇尚、追求雄豪壮大之美,“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临江仙》),即生动形象地表达出他的审美理想。情怀的雄豪激烈,意象的雄奇飞动,境界的雄伟壮阔,语言的雄健刚劲,构成了稼轩词独特的艺术个性和主导风格。

辛弃疾对词境的开拓

英雄形象的自我展示 苦闷忧患与对社会的理性批判 乡村中风景人物的剪影。

唐五代以来,词中先后出现了三种主要类型的抒情主人公,即唐五代时的红粉佳人、北宋时的失意文士和南渡初年的苦闷志士。辛弃疾横刀跃马登上词坛,又拓展出一类虎啸风生、气势豪迈的英雄形象。

辛弃疾平生以英雄自许,渴望成就英雄的伟业,成为曹操、刘备那样的英雄:“英雄事,曹刘敌。”(《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在唐宋词史上,没有谁像辛弃疾这样钟情、崇拜英雄,抒写出英雄的精神个性。苏东坡也曾向往“雄姿英发”的“周郎”,但他在赤壁缅怀英雄时,想到的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是文士所常有的伤感;而辛弃疾凭吊赤壁时,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霜天晓角·赤壁》),则显露出英雄壮士的本色。同一环境的不同情绪体验,反映出主体不同的气质。

英雄的历史使命,是为民族的事业而奋斗终生。辛弃疾的使命感异常强烈而执着:“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前韵》)“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待十分做了,诗书勋业。”(《满江红》)即使是仁途失意,落魄闲居,也难忘他的历史使命,时刻思念着故国江山;虽华发苍颜,但壮心不已: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作为英雄壮士,辛弃疾的心态,既不同于晏、欧诸人的从容平和,苏轼的超然旷达,秦、周等人的悲戚哀怨,也不同于南渡志士悲愤渐平之后的失望消沉,而常常是豪情激扬:“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长期的压抑苦闷,又使他怒气腾涌:“狂歌击碎村醪盏。欲舞还怜襟袖短。”(《玉楼春》)“说剑论诗馀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酒兵昨夜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写尽胸中、磈磊未全平。”(《江神子·和人韵》)激烈难平的幽愤,高度深沉的压抑,飞动跳荡的生命激情,构成了辛弃疾独特的生命情怀。

辛词有意“要写行藏入笑林”,注重从人物的行为活动中展现抒情人物的心态情感和个性现象。因此其词中的抒情人物的形象不仅丰满鲜活,富有立体感,而且具有变异性、阶段性特征。

少年的辛弃疾,是沙场点兵的将帅,执戈横槊的英雄,气势豪迈,虎啸风生:“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馀事。”(《念奴妖》)“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进入中年后,经历了人世的危机和宦海浮沉,他已无法点兵沙场,只能在落日楼头,摩挲抚剑,面对友人,弹铗悲歌:“腰间剑,聊弹铗。”(《满江红》)当年叱咤风云的少年将帅变成了“和泪看旌旗”(《定风波》)、“试弹幽愤泪空垂”(《鹧鸪天》)的失路英雄。被迫退隐以后,更变而为手不离杯的醉翁、抱瓮灌园的村叟。到了暮年晚景,辛弃疾已是“头白齿牙缺”(《水调歌头》)、“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的衰翁。虽然他仍执着于功名事业,但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狂傲与乐观,而常常陷入失望之中:“功名妙手,壮也不如人,今老矣,尚何堪。”(《蓦山溪》)稼轩词所展示的自我形象,是唐宋词史上独一无二的个性鲜明丰满的英雄形象。

辛弃疾对词的心灵世界也有深广的拓展。南渡词人的情感世界已由个体的人生苦闷延伸向民族社会的忧患,辛弃疾继承并弘扬了这一创作精神,表现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和个体人生的苦闷。如35岁时写的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故国沦陷、国耻未雪的仇恨和焦虑,故乡难归、流落江南的飘泊感,英雄无用的压抑感和壮怀理想无人理解的孤独感,交织于胸。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萌生出退隐之念,但英雄无功的羞愧感和执着的进取心促使他放弃了隐退的念头。欲进不能,欲退不忍,刚强自信的英雄也禁不住愤然泪下。此词充分表现出英雄心灵世界的丰富和曲折性,深度开掘出词体长于表现复杂心态的潜在功能。

辛弃疾对民族苦难忧患的社会根源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美芹十论》和《九议》就透彻地分析了南宋王朝的社会弊端。在词中,他也往往用英雄特有的理性精神来反思、探寻民族悲剧的根源,因而他的词作比南渡词人有着更为深刻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他谴责朝廷当局的苟且偷生:“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痛愤英雄豪杰被压抑摧残:“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更直接讽刺宋光宗迫使自己投闲退隐:“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与客泛西湖》)在名篇《摸鱼儿》词中对排挤妒忌自己的群奸小人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词有多重的象征意蕴。春天又匆匆归去,词人由惜春、留春转而怨春,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对英雄生命徒然流逝的惋惜怨恨。正是基于对时间无法挽留和生命有限的焦虑,故对耽误了自我风云际会、建功立业“佳期”的狐媚邀宠而妒贤害能者,如“玉环飞燕”之流格外痛愤,尖刻地诅咒他们必将化为尘土。辛词系统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腐朽黑暗,不仅拓展了词境,也提高和强化了词的现实批判功能,对南宋后期刘克庄、陈人杰等辛派词人以词为抗争社会的武器有着直接的影响。

辛弃疾拓展词境的另一个层面是对农村田园生活和隐逸情趣的表现。农村乡土,自苏轼在词世界里初度开垦过后,久已荒芜。虽然朱敦儒晚年词作中也写过“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感皇恩》),但那是隐士眼中的生活世界,并非地道的乡野。辛弃疾在江西上饶、铅山的农村先后住过二十多年,他熟悉也热爱这片土地,并对当地的村民和山水景致作了多角度的素描,给词世界增添了极富生活气息的的一道清新自然的乡村风景线,如《清平乐》和《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间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词人用剪影式的手法、平常清新的语言素描也一幅幅平凡而又新鲜的乡村风景画和人物速写图。傲然独立的英雄竟如此亲切地关注那些乡村的父老儿童,体现出辛弃疾平等博大的胸怀和多元的艺术视野。在唐宋词史上,也唯有辛弃疾展现过如此丰富多彩的乡村图景和平凡质朴的乡村人物。

辛词的艺术成就

意象的转换 以文为词和用经用史 多样的风格:刚柔相济和亦庄亦谐

鲜明独特的意象往往体现出诗人的个性风格,而意象群的流变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诗歌史的变迁。相对而言,唐五代词的意象主要来源于闺房绣户和青楼酒馆,至柳永、张先、王安石、苏轼而一变,他们开始创造出与文士日常生活、官场生活相关的意象和自然山水意象。至南渡词又一变,此时词中开始出现与民族苦难、社会现实生活相关的意象。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

本是行伍出身的辛弃疾,有着在战场上横戈杀敌的战斗体验。他既熟悉军事生活,又时刻期待着重上沙场,再建武功。因此,当他“笔作剑锋长”时,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就自然而然呈现于笔端,诸如“千骑弓刀”、“倚天万里须长剑”、“嵯峨剑戟”、“却笑将军三羽箭”、“边头猛将干戈”、“红旗铁马响春冰”和“斩将更搴旗”等军事意象频繁出现,构成了词史上罕见的军事景观。而下面这类词作: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摩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貍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上片)

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也反映出两宋词史的又一重大变化,即男子汉气概的激扬,词中女性柔婉美最终让位于血性男子的力度美和崇高美。

王国维曾说:“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辛弃疾以其特有的眼光观物,任何普通的景物都能幻化、创造成军事意象。在他军人的意念中,静止的青山能变成奔腾飞驰的战马,林间的松树也幻化成等待检阅的勇武士兵:“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沁园春》)抒情意象的军事化,是稼轩词所独具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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