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益《汴河曲》皮日休《汴河怀古》比较鉴赏阅读答案及赏析

小编:

汴河曲  

[唐]李益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汴河怀古  

[唐]皮日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注]①汴河:即通济渠,隋炀帝时开挖的大运河的一段。 ②隋家:隋王朝。③水殿龙舟:当年隋炀帝出游时所乘坐的船只。 ④不较多:差不多。

⑴两首诗都以“汴河”为题材,但所写的重点不同,抒发的感慨也不同,请作简要分析。(4分) ⑵这两首咏史诗的表达方式各有侧重,请分别加以说明。

答: (1)李诗重在通过叙写汴河春色和隋宫的荒废,抒发了对隋王朝衰亡的感慨(喻伤今之意)。皮诗看似为汴河洗刷“罪名”,实则巧妙地对亡国之君进行了强烈的斥责。 (2)李诗以描写为主,触景生情;皮诗以议论为主,欲夺故予,角度独特。(意思对即可。)

汴河曲 鉴赏

  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指隋炀帝所开的通济渠的东段,即运河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到盱眙入淮的一段。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开头两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而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宫,却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而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末两句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柳絮春风,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当年炀帝沿堤植柳,本为南游装点风光,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那随风飘荡的杨花,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在“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  怀古与咏史,性质相近易混。但咏史多因事兴感,重在寓历史鉴戒之意;怀古则多因迹起情,重在抒历史沧桑之慨。前者实而后者虚。将李益这首诗跟题材相近的李商隐《隋宫》七绝略作对照,便不难看出二者的差异。《隋宫》抓住“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这一典型事例,表现南游的奢靡浪费,从而寓含奢淫覆国之戒;《汴河曲》则只就汴水、隋宫、长堤、柳树等带有沧桑感的物象虚加点染咏叹,抒发今昔盛衰之慨,吊古伤今之情。借用杜诗来概括,可谓一则“举隅见烦费”,一则“引古惜兴亡”。

汴河怀古 鉴赏 

 汴河,亦即通济渠。隋炀帝时,发河南淮北诸郡民众,开掘了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经黄河入汴水,再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故运河主干在汴水一段,习惯上也呼之为汴河。   

第一首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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