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不能违背平民教育理念

记者：我最近在您博客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文学进入装神弄鬼时代？》，引起争议，而我读此文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作文也进入这个时代了，你觉得有道理吗？

陶老师：您说的作文是学生平时的作文还是高考作文？

记者：应试作文，现在有的学生不关注现实，经常用装神弄鬼的形式花样，或者靠倒腾古人名言警句满天飞，试图赢得阅卷老师的青睐。

陶老师：现在学生要表达的真实想法和教育部门、老师的要求有一些脱节，不太能够讲真话。比如学生对所谓“榜样人物”、“主旋律”之类东西其实有自己的认识，但真正想说的话不一定可以说出来。我们的教育常常是鼓励人讲假话的。

记者：我也有同感。我去年在中央电视台节目的时候，有一句话被广为流传——作文的训练成了一种撒谎的训练。

陶老师：哈哈，这也不光是作文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和自己内心想说的话不一致，人格分裂导致话语分裂。而最最基本的分裂是我们的生存环境的分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部是分裂的。

记者：是的，现在孩子的作文有两套话语系统，一套给老师、应付考试的，一种是给自己写日记、写博客的。

陶老师：作文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情实感，现在的情况是作文以及其他在公共场所流行的话语是虚假的；而真情实感只有在日记或者博克里面表现。

记者：您认为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么写，对孩子的人格、审美标准、价值观念的养成有影响吗？我比较担心，有一些孩子经常用另类的方式表达另类的想法。

陶老师：另类这个术语现在很流行，这个词的基本意思应该是反主流、反潮流，张扬自己的独立个性。但是我注意到现在年轻人追求的所谓“另类”虽然有些反主流的意味——也就是不那么官方化，却没有反潮流的意味——我指的是市场主导的商业潮流。这表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复杂性：主流常常不代表潮流。另外，我还注意到“另类”主要局限在生活方式和消费（包括文化消费）的领域，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另类仍然是不允许的，年轻人好象也不怎么关心政治。他们只要“娱乐至死”，只要娱乐领域有自由就可以啦。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却是政治自由。

记者：这样来说，另类是个中性词。

陶老师：是的，就看实质性的内容是什么。

记者：叶圣陶有一个观点，训练学生作文是在训练一种表达能力，是应用性文章的训练，是受用终生的。在这个基础上，天分好的成为作家，不适合当作家的就做个普通的会写文章的人。但最近几年，青春文学写手的炒作比较厉害，明星示范效应起作用了，孩子们都朝着文学写作去了，基础性的写作被忽略了，您觉得呢？

陶老师：叶圣陶的观念体现了一种平民教育思想，认为中学甚至包括大学的教育，不是培养天才，着眼点是培养全民的语文素质，因为基本的写作能力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这和培养天才很不一样。天才需要一种很偏或者很奇特的才能，一个天才常常在某个方面具有非常的天赋，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出奇地笨，其智力甚至不及一般人。天才的“教育”是畸形的，是不可能普及的，也没有可供推广的模式。但是基本的写作能力的训练却是有基本方法的，是可以普及的。天才的教育没有可操作的模式。现在的一些少年才子，像韩寒，不是现行的教育制度可以培养出来的。有一段时间，有人呼吁高考语文就考一篇作文。我觉得不合适。因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天才。如果培养天才可以这样考。不掺入价值评价，我以为现代教育是、而且只能是平民教育。

记者：所以说学生阶段应该，还是着眼基本能力的训练。

陶老师：是的，现代教育是平民化的，现在有些家长不按照现行的教育模式培养孩子，有些的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套方法是很个性化的，是不可能推广的。剑走偏锋。只能是个别的现象。

记者：您好像对今年的北京的高考题有自己的见解。

陶老师：我认为出得不好，把“自由发挥”和“随意发挥”弄混了。高考作文题一方面不能把思路限得太死，否则考生没有自己发挥的余地。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没有限制，随意写。今年北京地区的作文题选择的两句诗因为脱离了上下文根本不可能知道其准确的含义，怎么理解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干脆以“春雨”和“落花”为题目叫学生写一篇作文，干脆不给题解。可是这个作文题偏偏给出了四个“提示”，而这四个“提示”互不关联，莫名其妙，相当的无厘头，象林长治的《Q版语文》中的选择题差不多。这样会搞得学生无从把握出题者的意图，不知道怎么写。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必然不伦不类。

记者：今年的很多高考的许多题目都表现出了诗意，您怎么看？

陶老师：我想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对现有高考作文题的反思，出题者也希望题目更灵活一些。记得有几年的作文是非常死板的，好象有标准答案的阅读理解，束缚学生的思路。

记者：如果考生文学功底深的话，对这样的题目理解就比较容易，理工科的学生就觉得有点不好写了。

陶老师：不一定。如果文体不限，应该对文理科的学生影响不大。比如有个题目是《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在题材、文体、文类方面都没有限定，理科的学生也完全可以写好。北京的题目既想让学生发挥，又给莫名其妙的限制，不三不四。当然，象《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这样的题目，也比较容易套制和事先准备。现在中学生作文训练很多，而且常常把一些文章背下来了。这些背下来的作文很容易直接套到《有一句话常挂在嘴边》这个题目上面。

记者：几个人出题来面对全国的评析，实在是不容易。

陶老师：这是现在出题者面临的一个矛盾和悖论：如果对学生的限制太死，那么创造性受到限制；但是如果题目比较抽象、灵活，又很容易套作。

记者：有老师说，前几年，北京的命题只给了会写议论文的学生一定空间，您认为呢？

陶老师：相对来讲，议论文的普及性强，诗歌什么的普及性差。但我更赞同不限定文体。

记者：“文体意识”淡化是时下学生中的突出特点，您觉得好不好呢？

陶老师：文体是人为划分出来的，所以是相对的。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就不是很明确，所以有散文诗。人的思想感情是活的，文体的规范是死的，不能让死的东西束缚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文体意识淡化或者跨文体写作没什么不好。但是，“淡化”和“跨”的前提是对文体有基本的了解。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给学生灌输文体意识文体理论，教给诗歌的特点是什么，应该如何写，戏剧的特点是什么，应该如何写，这样的灌输和训练一直到大学。所以文体的淡化其实是返璞归真，和根本不懂得文体为何物是两个概念。

记者：我最近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如《作文创新要从规范开始》，和您的观点有一些不同。“三大文体”是我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各自有内在的逻辑和章法，如议论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大家在交流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顺序和逻辑打乱，就没有办法交流了。而时下有些所谓的另类文体，如处方体、数学公式体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

陶老师：“章法”和“逻辑”还不是一回事。逻辑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不管是选择什么文体，一个人要想把议论文写好，逻辑不通是绝对写不好的，因为他思维混乱。但是“章法”是一些文章的结构、写法上的传统惯例，比如开头怎么开，起承转合怎么安排，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先提出问题再一步步解决，但是先提出结论再一步步论证，其实是无所谓的。这就象写小说，顺序好还是倒叙好？没有绝对的标准。

记者：最后请您回答两个问题：学生如何对待作文？老师如何给学生出题考作文？

陶老师：对学生来说嘛，应该把写作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人有思想感情要表达，自然要写作文，所以作文不是强加的东西。

记者：对老师呢？

陶老师：我考大学的时候，差不多还是一篇作文定终身的那种。当时的命题方式，带有一种明显的精英教育倾向，它可能选拔出天才，但弊端也很明显，很多人会因为偶然性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我觉得现在今天这个时代，老师考学生的作文题目，太虚和太实都不好，体裁也不要太限制，意识形态色彩尽量弱化。关键是要让学生有话可说，而且是绝大多数的学生有话可说而且说真话。如果他说的是言不由衷的话，老师一眼就能够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