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教师看新编高中语文教材
首先，无论新教材有多少个优点、有多少成功的地方，但缺少一个明确的教学体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翻开扉页的《说明》，“这次修订的指导思想”，和“旧教材”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进，只是一张没有“纲”的“网”；而“阅读教材分为互相衔接的三个阶段。……”怎么看怎么像“高考辅导教材”，并未提出“思维训练”的具体设想与目标，也没有提出“思想训练”的具体方面与内容，连同语言艺术、文学艺术在内，都没有提出相对规范的教学目标。
其次，缺少纲领性的思维体系和思想体系，作品体系也就不成体系，因而在作品选择上就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只没有按思维训练的体系来编排，没有按思想训练的体系来编排，也没有按文学史或者思想史的体系编排，因而显得杂乱无章，鱼龙混杂。从这一点上讲，新教材和旧教材相比，并没有任何改进。当然，它并不是没有体系，而它的体系我叫做“高考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学习和考试的关系。高考是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教师教学成绩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更不是最高手段。何况学习的目的并不是高考，或者至少不只是高考，而且重点绝不应该是高考。其实大家都明白，教学体系这样跟着高考屁股转，不光转得很累，转得晕头转向，而且永远也跟不上。今年的高考说明就和新教材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高二的教材选了大量新诗，可以说是二十年来选取最多的一次，我想其原因就是近三年的高考涉及到了现代诗歌鉴赏。但新教材一轮还没有用到高三，就已经脱离了“高考方向”。2002年将要进行的高考，不考新诗鉴赏。那么这是不是说教学就永远跟不上高考？不，不是。教学不只跟得上高考，而且可以让高考跟着教学走。或者说这也是唯一能使教学赶得上高考的办法。这就要求教学本身，跟得上生活、跟得上时代，真正揭示生活的本质、显示时代的精神。这就要求教学本身，能够揭示生活的最高法则、人性的最高法则、时代的最高法则，能够揭示语文学习的最高法则。这种要求好像很高，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好像很难，其实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我们有切实可行的思维训练体系和思想训练体系，只要有在这种体系统一下的作品体系和语言体系（当然是语言运用体系而不是语法理论体系），那么也就找到了这样的法则。这就是说要找到思维的一般规律和思想训练的体系，以及语言运用体系。有了这三大支柱，我想作品体系会随之诞生的。但如果没有这三大支柱作基础，要想编出好的作品体系，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三大支柱是编排作品体系的最高原则：其一，它揭示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让学生觉得语文学习不再是无章可循的；其二，大胆揭示生活的矛盾性，人性的矛盾性，自然的矛盾性，能给学生一个真实的生活，学生会有兴趣学；其三，切实可行的语言运用体系会让学生有随时随地的收获，会让学生像做数理化练习题一样随时都有成功的喜悦。如果脱离这三大支柱还想要编排出高质量的作品体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努力的结果至多不过像现在的“新教材”一样让人失望。
这里仅就我所教读过的几篇文章为例，谈谈个人的看法。
较典型的有这么几篇：《杜鹃枝上杜鹃啼》，《过万重山漫想》以及二册课本上的《读〈伊索寓言〉》和《米洛斯的维纳斯》（二册第三单元以后尚未研读，不敢妄加评论）。明显表现出了作品选取编排上的盲目性。
先来说说《杜鹃枝上杜鹃啼》。与新教材相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人教社编）居然说这篇文章没有明确的中心思想。这样的话怎么对学生讲，此后又怎么要求学生的作文。说文章没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就像说某人干了一件无目的的糊涂事一样。这样的荒唐行为也要学生去学吗？而编排者不只不认为这是一篇失败的作品，而且还把它当作一篇风格独特的作品来加以推崇。出现这样这明显失误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系统的思维体系作纲领。讲一句话要求陈述对象的一致，写一篇文章当然也要求阐述话题的一致、论述矛盾的一致。《杜鹃枝上杜鹃啼》的基本思路是作者对杜鹃情感体验的发展历程：曾经认为杜鹃是最善于、也最能表达哀情的，故取名“瘦鹃”，但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思想开始有了变化，对杜鹃的认识也有相应的改变，直到认为杜鹃也可以表达一种“悦耳动听”的“一片欢愉之声”。而文章首段末句（“可是波兰有支名民歌《小杜鹃》，我虽不知道它的词儿，料想它定然是一片欢愉之声，悦耳动听。”）所提出的中西对比，和末段最后一句（“我以为杜鹃声并不悲哀，为什么古人听了要心酸，要断肠，多半是一种心理作用吧？”）所提出的古今对比，是两个独立的话题，并没有从属于“我”的情感发展，更没有服务于“我”的情感发展。所以读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摸不着头脑，会有一种莫明的迷茫。如果这样来讲，也许能和“我”的情感发展统一起来：
前者改为：那时候也听过波兰的《小杜鹃》，但并不以为悦。
后者改为：现在再听《小杜鹃》，觉得足以悦心、悦情、悦性；故而也就越来越不理解古人——准确地讲是那些以为杜鹃最适于表达哀情的古人的感受，甚至也不理解那时年轻的心，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哀情。
但从作者本人的生活观、人生观、历史观看，这个主题似乎并不能和其思想相一致，再加之这篇文章给人的总体感受，作者似乎是想说：哀宛也好，愉悦也罢，重要的是，人应该真实地去面对生活，不要被感官上的哀宛或愉悦所动。也可能正因为这篇文章偏离了作者的思想境界，所以才出现了令人尴尬的遗憾。
说本文“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可能和本文的标题也有关系。“杜鹃枝上杜鹃啼”，是个主谓短语，意义的重点应该在谓语动词“啼”上，而“啼”的内容与缘由，就是“诉尽春愁春不管”，显然突出了矛盾哀怨的一面（本文的话题是，有关杜鹃的感受——哀怨与愉悦），虽没有脱离话题，但和主题完全相悖，这也是造成本文主题模糊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光“啼”的内容与文章主题相悖，而且“啼”的风格也与文章深沉、超脱、超然的气韵风格很不协调。
本文的主题应该是，崇尚自然，超越哀怨、超越愉悦。但由于没有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因而有些散漫、游移，就像在说：我肚子很痛，因为早读课没有好好读语文，所以我打算明天去纽约看看世贸大厦废墟。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篇文章都不能和作者的另一篇收入《中国当代散文选》里的《盆栽盆景一席谈》相比。
和《杜鹃枝上杜鹃啼》相比，《过万重山漫想》无论从构思还是思想境界的表达上讲，都会给读者更多的启示。丰富的想象，深刻的思考，给读者一种启迪和鼓舞。启迪人，要有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胆识。鼓舞后来者，要勇于开拓。但课本编排的主导思想并没有突出作品的主要特点。而是把它编在了“把握文意，理清思路”的高考训练目的下。其实从构思方面讲，本文最能体现人类纵向思维的一般规律。
千百年后，假如三峡无恙，也还会有人从此穿过。从千百年后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看第一个穿过三峡的人一样。在那时的人看来，完成我们今天从事的业绩，会跟玩积木一样轻而易举了。但是，他们不会嘲笑我们，他们会崇敬我们的精神。至于我这篇平凡的文字，那时是早已泯灭的了。然而，如果他们从考古的废墟上发现了它，我敢断定，他们会说：“这个人没有说谎。”
——《过万重山漫想》
就是说，假如有人在古诗里唱过：“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的话，今天的我，也可以接着唱下去：“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而在我唱的时候，我也有当年的他所感到的一样的惆怅和悲伤，而池中的荷花也可以盛开得一如当年。尽管千年前的那个唱歌的人和被他思念的人都早已消失了。但是，只要有人，只要有歌，只要有四季的变换，在这世间就会存在着一种思慕的情怀，永远也不会改变，永远也不会消失。那么，人生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
在绵延不绝的黄粱梦里，一定也会有喜欢我并且和我有着相同心思的女子吧，当她在千年之后翻阅我的杂记时，一定也会欣喜地发现，尽管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尽管世间依然无法避免仇恨和争战，可是只要草叶间依然有清香，潮汐依然按时升落，所有的痛苦就比较容易忍受，而生命仍然是值得信任与值得热爱的吧。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黄粱梦里》
未来人感受“我”的感受，就如同“我”感受古人的感受，这中间“我”也就感受了未来人的感受。刘征的文章作于1980年，席慕蓉的文章作于1982年，1989年5月，黄河浪的《故乡的榕树》也是从“在铅灰色的水泥楼房之间，摇曳赏心悦目的青翠；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注一潭诱人的清凉”的眼前的榕树，联想到了故乡的榕树。所不同的是，《故乡的榕树》其“过去”的时间概念，不像《过万重山漫想》《黄粱梦里》那么“古”；其结尾也没有明明白白地用未来人的眼光看眼前的生活，而是说得非常含蓄：“故乡的榕树呀……”。这里的省略号，就代表了一种未来的感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从眼前到远古，再从眼前到未来。这种惊人的相似性，是人类纵向思维的一般规律，能让人历史地看问题，从而认识问题的更具深远的意义。
从“现代”到“往古”，再从“往古”到“现代”，又从“现代”到“未来”，所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不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所有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人和事都是这篇文章考虑的素材。
然而，文章倒数第二段说：“天渐渐开阔，地渐渐平旷，忽然飘来几只沙鸥，雪片一样白，闪电一样快，在船头画了个圈儿，不见了。”也许是我愚钝，我始终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尤其是加点的文字，不知是表示“句号”，还是表示“圆满”，或者另有深的意义，但我始终不能把它和全文的核心话题核心矛盾联系起来。
其次，虽然本文有很多形象、生动或富有深意的句子，但也有两个明显的病句。
①． 我在小时候就读过一些古人今人描写三峡的文字，对三峡的景物一向是神往的。
由于中心语累赘多余，而造成表意的不准确。文章显然是“神往”三峡，“神往”三峡的人文特点，而不是什么自然“景物”。
②． 面对这奇景，语言中的一切华丽词藻都黯然失色，积存在我记忆里的那些古人今人的文字，竟如同临阵脱逃的怯弱者，都躲藏起来，无影无踪了。
陈述对象不一致。按一般的格式，应该是“都躲藏起来，无影无踪了”陈述“如同临阵脱逃的怯弱者”，合起来构成主谓短语，一起陈述“积存在我记忆里的那些古人今人的文字”。而现在的句子，“竟如同临阵脱逃的怯弱者”不是一句话，“竟”是副词，应该修饰谓语动词“躲藏”，“如同”是介词，“临阵脱逃的怯弱者”是介词宾语，也应该是修饰谓语动词“躲藏”的。所以，这句话只能说，“面对这奇景，语言中的一切华丽词藻都黯然失色，积存在我记忆里的那些古人今人的文字，竟如同临阵脱逃的怯弱者，都躲藏得无影无踪了。”
有人说，你这样讲，课本还有威信吗？作家还有威信吗？可难道我们迷信他们，他们就威信了？那么生活的威信呢？我看毛泽东犯了一些错误，我们今天客观评价了，不仅无损于他的伟大，而且更显出他这个“凡人”的伟大。何况从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人类的未来着想，我们也应该树立真理的威信而不是虚假的面子的威信。
人民教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的《教师教学用书》，对《读〈伊索寓言〉》的主题作了这样的归纳：
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通过伊索寓言与现代社会人事的比较，说明现代有些人狡猾得很，恶劣得很，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点，要防止碰壁上当。
在课堂上，我把这段文字一字不改地摆在学生面前，然后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柔石看到这段文字，会作何反应？学生们异口同声回答：
……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那种讶异的表情同感叹的语气仿佛找到了千年难觅的知音似的。而质疑的目光又仿佛在问，老师，这是钱先生的意思么？钱先生会是这样的么？这样的钱先生会是全世界众多读者所崇拜敬仰的么？
呜呼！我说不出。
但我想，这绝不是钱先生的本意。因为如果我错了的话，那么读者就错了，民众就错了，人性就错了。
还有《米洛斯的维纳斯》，确实打破了已往对维纳斯的抽象的、外在形象的审美解析而深入到了去思考她的内心世界。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这就是“人们称为美术作品命运的”某些东西，“同创作者毫无关系的某些东西”“出神入化地烘托着作品”。这也是全文的中心话题。但作者似乎对这个话题的思考还不很明确，虽然文章基本上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但还是有很多游离于话题之外的东西，甚至全文的内容就不是对中心话题的阐释，而只是在作目的并不很明确的情感抒发。（详见《人性永远的追求——也谈米洛斯的维纳斯之审美价值》）
诚然，《米洛斯的维纳斯》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也应该向学生指出其不足。
《读〈伊索寓言〉》和《米洛斯的维纳斯》都编排在“研究探讨，深入领会”的名义下，但却并未给“研究探讨，深入领会”的余地。仅有的余地，也只限于语言，而且是“只讲成绩，不讲问题”。
所有问题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教材的编写体系问题。即没有一个能真正揭示生活、揭示文学的最高原则的体系。
第三，是关于不规范的语言。
全社会都在呼吁净化祖国语言，可我们的语文教学却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也就难怪有人要说“误尽仓生是语文”了。
已往的教材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新教材几乎没有多大改进。所以我常说，语文教材上的语病有泛滥的嫌疑，也就难怪学生的作文语病连篇了。
第一册教材里这个问题最突出的要数这么几篇作品了：《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内蒙访古》和《冬天之美》。这不是对作者或翻译者的不敬，而是对他们负责，对民族负责，对人类的未来负责。更不是对他们的指责，我们应该自责，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自责。
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和《冬天之美》语病泛滥，一点都不过分。
先来看《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第三段：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①．“从而”，是连词，表因果关系或者目的关系。
“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个偏正短语；“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是个偏正短语。从文章的意义看，这两个偏正短语既不能构成因果关系，也不能构成目的关系。两个偏正短语最常见的组合关系是联合，这里显然也不是。从句意看，应该是“生产”形成“经济发展”，也就是说，这两个偏正短语之间应该构成主谓关系。但如果联系后一个短语，“便构成基础”，我们又会发现，前面的主谓短语不能作后面这个动宾短语的主语，而后面这个动宾短语又确实是陈述前面这个主谓短语的，那么我们就只有在“形成”的前面加一个文言结构助词“所”，变这个动词性的短语为名词性短语了。也就是说，用“所形成的”，来连接两个偏正短语，构成一个名词性的短语，作“便构成基础”的主语。这样，句意一下子就明了了很多。
②．在第①个问题中，我们“忽略”了一个词，“阶段”，准确的讲，是有意删掉的。
“阶段”是个抽象的时间概念，“经济发展”是个状态概念，一定的“生产”可以形成“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但不能形成一个时间概念——“阶段”。刘征《过万重山漫想》的第一句，也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
我在小时候就读过一些古人今人描述三峡的文字，对三峡的景物一向是神往的。
“我”所神往的显然不是“景物”，或者说，不只是“景物”，否则就太肤浅了。而是“三峡”，包括“景物”但更主要的还是三峡的人文特点。“景物”在这里不只是多余，而且对概念的表达有一定的误导作用。
③．既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那么所“构成”的“基础”就不应该是含糊其词的，而应该是相对具体的，所以，必须在“基础”前加一个修饰语，“一定的”或“相应的”。
④．“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是个联合短语，但读来总有不伦不类的感觉，就像说，“那里的游人非常多，有男人、女人、小孩、学生、教师、工人和企业家等”一样，有些不知所云。
“国家设施”就是国家机器，包括法律。
“观点”是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认识，而“法”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从逻辑学的角度讲，具体概念可以修饰模糊概念，但模糊概念不可以修饰具体概念。从文章的意思看，这里应该是“法制意识”或“法制观念”，决不是一个具体的“观点”。“法制意识”或“法制观念”和“国家设施”有从属关系，不能联合。
“艺术”是一门学问，而“观念”是一定的思想状态，不属于同一个范畴，不能相互并列。而且，“国家设施”、“法制意识”和“宗教观念”都是四音节，而“艺术”是双音节，从音律上讲，也不协调。“艺术修养”则是一种观念，可以和“法制意识”、“宗教观念”相联合。
从文意来看，作者是说，意识形态是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形成的，那么这里的几个相联合的概念，就都应该属于“意识”“观念”范畴，但“国家设施”或“国家机器”，不属于这个范畴，也就不能相联合，而能联合的概念应该是“国家意识”或“国家观念”。
所以，这个联合短语的准确表达形式应该是：国家意识、法制意识、艺术修养以至宗教观念。
⑤．“从”，当介词用，表出处；“在”，作介词用，表处所。这里显然是说，一定的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说，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从经济基础里产生出来的。所以，“从”应该改作“在”。
（第七段也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内蒙访古》的语病也很多，这里仅就新教材修改过但并未完全改正的地方，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①． 从居庸关到呼和浩特大约有一千多里路程，火车都（“一直”或“就”）在这个广阔的原野上奔驰。我们都（很）想从铁道两旁看到一些塞外风光、黄沙白草之类，然而这一带既无黄沙，亦无白草，只有肥沃的田野，栽种着各种各样的庄稼：小麦、荞麦、谷子、高粱、山药、甜菜等等。
②． 现在只有一个石虎伏在台阶（阶台）下面陪伴这位远嫁的姑娘，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了。
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