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憾，但无损于鲁迅的伟大
鲁迅不是完人，遭人诟病颇多，尤其是他的偏激和尖刻，更是生前就树敌无数，死后仍授人以柄。他幼年遇过庸医，就以偏概全，把整个中医一棍子打死，贬薄得恍若巫术；为女师大学潮怒骂杨荫榆校长，竟挖苦到一个女教徒的婚姻状况；他和新月社有隙，就把罗隆基等人因批判国民党而遭受的打压，比为“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似的境遇”；他因成见而苛责胡适，不仅对胡适忍辱负重的艰难努力视而不见，还屡加冷嘲热讽；在临死前写下的遗嘱中，他流露出对人世的深深怨愤，令初读者寒彻骨髓……读鲁迅先生与同时代人物的论战文字，常觉得那双明察秋毫的睿眼中，冷凝着太多的猜疑和无情，固然洞穿了许多鬼影，却也盯伤了许多好人，正如林语堂所说：“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被鲁迅先生骂为“奴隶总管”的徐懋庸，送先生的挽联却是“仰公吊公，我唯问心；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如今读来，仍能觉出那难言的哀伤和隐痛，令人扼腕而叹……
但是，如果你能沿着鲁迅先生的心迹，去了解他的一生，就不难体察酿成那双凛冽冷眼的无尽悲情——正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艰难，淬炼出那罕见的冷峻；是无数次明枪暗箭的中伤和猝不及防的攻击，使他“不惮于用最坏的想法，去揣度中国人”。在鲁迅成名之后，他的各个集子中的题序（跋）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但有一种悲愤之情一以贯之——
“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1922年：《呐喊·自序》）
“我的生命……已经耗尽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1925年：《华盖集·题记》）
“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它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1926年：《坟·题记》）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1927年：《野草·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1928年：《而已集·题辞》）
“有几个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补满，以留彼国官厅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但题目上却改了几个字，那是，以留此国的我或别人的神经衰弱的痕迹的了。”（1929年：《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1931年：《<野草>英文译本序》）
“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咬紧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1932年：《两地书·序言》）
“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见者不察，以为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于是就必欲置你画者的死命了。”（1933年：《伪自由书·前记》）
“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戴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1934年：《准风月谈·后记》）
“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太大了。”（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题序文字，多为作者情怀的夫子自道；而在鲁迅先生有文集面世后的几乎每一年间，都在吁吐着抑郁和悲凉，表达着对人世凉薄、社会黑暗、人间鬼魅的激愤，有无限苍茫的感慨和按捺不住的愤慨，其创巨痛深，可想而知。查鲁迅先生这14年间的生活轨迹，则同志误解、兄弟失和、上司欺压、权贵迫害、同事猜忌、文坛围攻、同道冷箭、身后谗言……不一而足，明枪暗箭，防不胜防，这样的人生际遇，会给他怎样的感受呢？何况他还有少年失怙、家道中落投下的心理阴影，思想资源的积累也偏好于激愤、孤独的一路（如对屈原、嵇康的情有独钟，对克尔凯廓尔、尼采的长期浸淫），使之对痛苦特别敏感，对危险特别警惕——如果我们不苛责先贤，而能作设身处地的体谅，就知道那些题序文字中的阴郁和激愤，实在是他对环境的真实感受使然。
而正是这样的悲情和冷眼，使鲁迅的目光无比犀利，对社会弊端及其思想根源的洞察力，远远超过同时代人。他不象李大钊似的热情洋溢，不象陈独秀那样一往无前，没有梁漱溟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也没有胡适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笃定精神。在设计蓝图、匡救时弊、积极建构、踏实推行等方面，鲁迅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志士仁人中，的确稍显逊色。但他也没犯下李大钊那种用理想主义揣度政治斗争的错误，不至于象陈独秀那样需要刀光血海的教训才能从现实中猛醒；也没有如梁漱溟那般的不自量力，要想给毛泽东一类政治强人去当“王者师”；更不至于如胡适们那样与虎谋皮，以“好人政府”肇始，却以自取其辱告终。在参悟世事、透视黑暗、洞察人心、确珍病源方面，他的深刻和睿智实在惊人，是上述诸人远远不及的，这也是我们至今无法绕过鲁迅的主要原因。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认为：“鲁迅一生始终爱憎分明，毫不含混，思想中有那种既极其清醒又分外深沉的个性特征。”；林毓生说鲁迅“外观上他疏远，淡漠，内心则悲愤，沉郁；但他却有一种诚挚的关怀和道德的热情，这使他能以巨大的雄辩力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极度痛苦”，使其意识的主要特点是“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对鲁迅情怀的这种体认，或许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的冷峻和偏激作更深入的理解？
善于感受和发现问题，是思考者的重要特质，非如此无法持续展开他的思考，而且难以承受探索之路上的种种挫折，这一点，在自然科学和人文领域是一样的。我们从来不会因科学工作者对种种问题锲而不舍，就责备他们不向大自然感恩、不注意思想感情的平衡，为什么就不能用类似的标准体谅人文思想者呢？科学家们的发明创造，归根结底来自对自然界与人类欲望的矛盾，他正是对这类问题盯得紧、想得深、丢不开，才有研究的持续动力，在这一点上，人文思想者是与之相通的。所不同的是，科学家在面对自然界的各种问题时，一般不会掺入感情因素，追究问题的兴趣也不至于伤及他人；而思想家面对的问题，常常是人类生活中的困厄和灾难，它们不可避免地要触动感情，这种感情的强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者对问题的敏锐和执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悲观的、敏锐的、冷眼看待世间万象的人文学者，比乐观的、中庸的、极力照顾人际平衡的人文学者，更接近思想的圣殿。偏执的深刻比从容的冲和更能孕育探索所必需的激情。国民宽容的国度养育了更多的思想家，或许奥秘就在这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思想的领域同样如此，这不仅是指肉体的磨难，也包括、甚至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精神的坎坷与重负。所以罗素说：“真正深刻的人类思想，都是产生于悲观主义。”如果因这样的偏执往往伤害着研究对象的思想感情，就对研究者责之以苛，以为避免那样的诟病是一个思想者的必需，也许就会在自以为持平稳当之时，却与思想的探索离得越来越远。若以性格的冲淡平和、处事的周到平衡而论，周氏三兄弟中无疑是建人排首、作人次之、树人较差，但他们各自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呢？
鲁迅先生的一生，固然有本文开头所列的种种缺憾，但如果没有了这样的缺憾，鲁迅还能成其为鲁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