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常谈》第6章：从文言到白话
语言在不断地变化，文字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可是事实上文字的变化总是落后于语言，而且二者的距离常常有越拉越大的倾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们学习文字是对着书本学的，——就是用拼音文字的民族，也不是让儿童学会了几十个字母和一套拼音规则就了结，也还是要“念书”的，——书上有的字，口语里不用了，也得学；口语里有的字，书上没有，就学不到。尤其是因为念的书往往是些经典，宗教的、历史的和文学的经典，它们的权威给文字以极大影响，使它趋于保守。第二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字是读书识字的人——在古代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交际工具，这种人在人口中占极少数，只要这些人可以彼此了解就行了，不识字的人民群众懂不懂是不考虑的，跟他们有关系的事儿可以讲给他们听。由于这两个原因，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脱离口语的书面语，像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印度中世纪的梵文，都是显著的例子。
在中国，除了这些原因，还有汉字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汉语演变的主要趋势是语词多音化，而汉字不表音，便于用一个字来代表一个复音词，比如嘴里说“眉毛和头发”，笔底下写“眉发”，既省事，又“古雅”，一举两得。而况口语里有些字究竟该怎么写，也煞费踌躇，虽然历代不断出现新造的字(而且各写各的，以致异体泛滥)，到现在仍然有许多口语里的字写不出来或者没有一定的写法。同时，汉字的难学使中国的读书识字的人数经常维持很小的比率，而既读书识字则了解传统的文字又比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容易，社会上对于语体文字的需要就不那么迫切，因而造成长期使用所谓“文言”的局面。
跟文言对待的是所谓“白话”。白话最初只在通俗文学里使用，直到五四以后才逐步取代文言，成为唯一通用的书面汉语。这是大概的说法，不免有点简单化。一方面，口语不断冲击书面语，使文言的面貌起变化；另一方面，白话在最初还不能完全摆脱文言的影响，而在它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之后，更不能不从文言吸收许多有用的成分。
上古时代的文字可以拿《书经》做例子：
先王有服，恪遵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日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1]
这在当时应该是接近口语的语体文，不过跟后世的口语差别很大，就被认为是古奥的文言了。
像本文头上引的那一段《战国策》可以代表周朝末年的一般文字，大概跟当时的语言也还相去不远。汉魏以后的文字多数沿袭先秦的语汇、语法，跟语言的距离越来越大。但是也有多少接受口语影响的文章，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例子。
南齐的文人任昉有一篇弹劾刘整的奏疏，本文是工整的“骈文”(比一般“古文”更多雕琢)，里边引述有关的诉状和供词却是语体。选录一部分如下：
臣闻：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fàn]毓字孤，家无常子。是以义士节夫，闻之有立。千载美谈，斯为称首。……谨案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列称：……叔郎整常欲伤害侵夺。……寅第二庶息师利去岁十月往整田上，经十二日，整便责范米六斟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户前，隔箔攘拳大骂。突进房中屏风上取车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整]婢采音偷车栏、夹杖、龙牵，范问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范臂。……臣谨案：新除中军参军臣刘整，闾阎闟茸[tà-róng]，名教所绝。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纨绔。恶积衅稔[rěn]，亲旧侧目。……
这一段引文的中间部分和前后两部分形成显明的对照。诉状供词，轻则关乎一场官司的胜败，重则牵连到一个人或是许多人的性命，人家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记，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写信是代替面谈的，所以一般书信(即除了“上书”之类)总是比较朴素，不能离开口语太远。陆机、陆云两弟兄是晋朝的有名的文人，陆云写给哥哥的信是这样的．
……四言五言非所长，颇能作赋(“颇”是稍微的意思)，为欲作十篇许小者为一分。……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虑。今自好丑不可视，想冬下体中隹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无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复及以此自劳役。闲居恐复不能不愿[2]，当自消息。
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引<百喻经>里的一个故事做例子：
昔有愚人，至于他家。主人与食，嫌淡无味。主人闻已，更为益盐。既得盐美，便自念言：“所以美者，缘有盐故。少有尚尔，况复多也?”愚人无智，便食空盐。食已口爽(“爽”是伤、败的意思)，返为其患。
白话的兴起跟佛教大有关系。佛经里边有很多故事，和尚讲经常常利用这些故事，加盐添醋，像说书似的，很受群众欢迎。后来扩大范围，佛经以外的故事也拿来说。《敦煌变文集》里还保存着好多这样的故事记录，引一段做例子：
青提夫人闻语，良久思惟，报言：“狱主，我无儿子出家，不是莫错?”狱主闻语却迴，行至高楼，报言：“和尚，缘有何事，诈认狱中罪人是阿娘?缘没事谩语？”（“没”就是“什么”）目连闻语，悲泣雨泪，启言：“狱主……贫道小时名罗卜，父母亡没已后，投佛出家……狱主莫嗔，更问一迴去。”
除此之外，禅宗的和尚讲究用言语启发，这些问答的话，听的人非常重视，照实记下来，流传成为“语录”。后来宋朝的理学家学他们的样儿，也留下来许多语录。这些语录是很接近口语的，也引一段为例：
诸和尚子……莫空游州打县，只欲捉搦闲话。待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悟，遮个是从里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体悟。体你屋里老耶老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
白话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难于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一则有些古代文字，象前面任昉的文章里所引诉状，虽然是语体，可是毕竟跟近代的语言差别太大。二则流转下来的资料总是文白夹杂的多；大概说来，记录说话的部分白话的成分多些，叙事的部分文言的成分多些。通篇用语体，而且是比较纯净的语体，要到南宋末年的一部分“话本”（如《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才能算数。甚至在这以后，仍然有文白夹杂的作品出现，《三国演义》就是一个例子。
白话就是这样在那里慢慢地生长着，成熟着。但是一直是局限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内，直到“五四”之后才占领了整个文艺界的阵地。这跟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实用文的范围内，文言文的优势在反动派统治的地区还维持了一个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白话文才成为一切范围内的通用文字。但是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白话的面貌跟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大有不同了：它继承了旧白话的传统，又从文言，并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从外语，吸取了有用的语汇和语法，大大地丰富了和提高了。
[1]这是《盘庚》上篇里的一段，有顾颉刚先生的译文：“先王的规矩，总是敬顺天命，因此他们不敢老住在一个地方，从立国到现在已经迁徙了五次了。现在若不依照先王的例，那是你们还没有知道上天的命令要弃去这个旧邑，怎说得到继续先王的功业呢!倒仆的树木可以发生出新芽。上天要我们迁到这个新邑中来，原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盛长在这里，从此继续先王的伟大的功业，把四方都安定呢!”
[2] “愿”字疑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