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学语文教学的规律及力戒虚浮之风

自1997年以来，在全国学术界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全国开展了一场语文教育大讨论，参加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深，在我国语文教育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尽管在讨论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可以说是各抒己见、良莠皆备，但总体上说，思想的解放促进了变革。进人新世纪以来，在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指导下，我们的语文教育纠正了一些弊端，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局面，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近几年来，本人纵观一些语文教学现象，感到似有一种虚浮之风在潜滋暗长，影响着我们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些现象值得引起警惕。

本人认为，这些现象可能是由于认识的片面性所致，违背了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因而，本人不揣杞人忧天之冒昧，禁不住想就此谈几点看法，与全国语文界同行商讨。

第一，关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问题。“语文课标”将此定为“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本人认为，这不仅是特点，也是规律。可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本人认为还大有研讨的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中“统一”二字如何正确理解、把握，和在教学中如何体现。回顾过去，这个问题曾有过片面性的教训，而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片面性的弊端。

本人上世纪50年代末当高中语文老师，60年代开始做语文教研员工作，40多年来的亲身经历，可谓感慨颇多。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全国“极左”思潮盛行，影响到中学语文教学，有些语文教师脱离了“语文”的规律，将语文课上成政治课。60年代初，随着全国对“极左”思潮的纠正，中学语文教学逐渐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思想认识统一到“文道统一”这个规律上来，出现了对后来影响深远的1963 年“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了“加强双基教学”的口号（即“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训练”) ，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扎扎实实地学好语文统一起来。但是，后来又出现了片面性，即在语文教学中又过分地强调了“工具性”的一面，重视了“文”，又忽视了“道”，使语文教学内在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发生了流失，这一偏差几乎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文革”动乱期间除外），这又是我们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教训。

及至20世纪末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加强人文性”的呼声甚高，促使广大语文教师在教学中重视了“人文性”，这是语文教育的一种变革，是语文教育的新的发展。然而，近几年来，却出现了另一个片面性，即在加强人文性的同时，又忽视了工具性，淡化了使学生切实掌握语文这个工具，淡化了切实打好语文基础，淡化了对语文知识的学习和对语文能力的培养，有些语文课是空泛地探讨课文的精神、感情、人性等等，只是单一性地突出了人文性，甚至变成了人文修养课或者缺乏语文味的不伦不类的课。例如：我曾听过一节初中课，上的是韩愈的《马说》。教师整节课没有接触课文，只是领着学生讨论“什么是千里马”“千里马有哪些特点”。

这节课起码有两个问题：一是初中文言文教学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这个任务没有得到体现，二是没有使学生理解作者在《马说》中的立意主旨，即“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或“伯乐”的重要性。教师别出心裁地把教学的重点移到了另一方面。难怪课后有的老师说：“这是语文课吗？文言文教学这样上行吗？”我还听到一位著名校长听完一节高中语文课后说：“我觉得这不是语文课，而是一节哲学讨论课，语文课不应该这样上。

”更有甚者，在语文教学比赛中，有的课只选择几个人文性问题进行讨论，而“语文”本身的因素甚淡，这样的课居然在评议中被大加赞扬，甚至被评为优秀课。凡此种种，是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片面理解和做法，是一种虚浮之风，是违背中学语文教学规律的表现。回顾建国以来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有时偏向了这一方面，有时偏向了另一方面。“文与道的统一”或“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二者应该是水乳交融，而不是两张皮的迭加，其实二者是无法分割的，二者的统一是中学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是任何时候都适用的。

如果人为地割裂开来，或者各执一端否定另一端，那就陷人了片面性。这种只强调人文性而忽视工具性的虚浮之风，即使现在得不到纠正，我相信将来总是要纠正的，总归要回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一规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