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该姓“文”还是该姓“白”?
历史上的文白之争
文白之争，在1949年以前，大的、公开的论战大约有过两次，小的、私下的就难计其数了。
五四前后的大论战，使白话文得到全面推广，并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
20世纪30年代关于大众语文的论战，进一步巩固了白话的地位，使白话更加接近大众的口头语言。这两次大的论战，都以文言的节节败退而告终。鲁迅于1927年曾言，“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然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年那些攻击文言的大师级人物，莫不是受了文言的熏染，无一不旧学深厚。
近日，韩军先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时间硝烟四起，引发了众人的争议，这场争议，使我们得以在鲁迅宣告“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后，又躬逢了文白论战的盛事。
我们选编韩军先生的文章并组织这场讨论，希望能够引发人们对于文言和白话的矛盾、以及文言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等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
沙龙·观点
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韩军
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话大师，文言学习形成纯粹、典雅的汉语语感，文言是白话的根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上空升起了一片“璀璨”的群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风流儒雅，他们学贯中西、鉴古知今。与其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不如说他们是运用白话语言的大师。他们的作品90%以上用白话写成，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垒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语文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少年时期就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的“语感”，跟随他们成人，伴随他们终生，奠定他们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们文字表达的“下意识”，使得他们运用语汇时，总是比较纯粹、凝练、典雅、古朴，他们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摹像、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极致。
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罗嗦、抽象。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大陆作家、学者，整体上文字水平(主要是白话表达水平)，难以与上半叶的大师“比肩”，根源就是少年时代“语言敏感期”接触的文言愈来愈少。20世纪上半叶的大师们，如鲁迅、郭沫若等人，他们成为“白话大师”，开白话运用的一代风气，根本原因是，他们在19世纪接受了系统、全面、深入的文言教育，可以说，这些“白话大师”们，少年时期在文言的“酱缸”里浸泡过的，成人后登上文坛，每个“汗毛孔”里都渗透着文言的滋养。而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文人、学者们，少年“语言敏感期”，恰好处在大陆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从诞生、发展、再发展的时期，也即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此时，正是大陆所谓的“现代语文教育”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语文课本摒弃文言愈来愈多的时期，大陆语文课本在七十年代彻底告别了文言。因此，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成人的文人们，少年时期接触文言的数量“一代少之于一代”，因而他们成人时的文风也基本上“一代逊于一代”。几十年来大陆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不可否认，这正是所谓大陆“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少年“语言敏感期”诵读相当数量的一流的文言，成人后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少年“语言敏感期”仅仅涉猎极少的文言，或者仅仅学习白话，哪怕是一流的白话，那么，成人时期，形成一流的白话表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白话学习白话，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学习运用白话，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这应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法则。
可以听听香港著名学者，堪称语言大师的董桥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点评：“(鲁迅)‘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雄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笔下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
我绝对不是主张在中小学阶段全面恢复文言教育，全面实行“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我主张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适度加大中小学阶段文言的课文比例，而且是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0%；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也绝不是放在培养“白话大师”上，我们着眼于奠定一代几代“现代人”的“白话运用”的根底，提高“现代语文教育”“学习运用白话”的效率。
现代汉语等于“现代”“进步”，文言等于“非现代”和“落后”，用啥即学啥，不用啥就摒弃啥，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逻辑。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们是“现代人”就应该学习现代文，现代语文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实运用”，文言已经不用，至少是几百年前的书面语，是一种落后的甚至是陈腐语言，现代人何必再去学，说不定会受到拘囿、禁锢甚至毒害，也无益于应用。
这里面潜藏着一种简单的认知逻辑：白话等于“现代”、“进步”、“民主”、“自由”，文言等于“非现代”、“落后”、“陈腐”、“封闭”、“禁锢”。包含着一种简单的实践逻辑：现代生活应用用什么，就直接学习什么，现代生活不直接应用，干脆就可以摒弃不学。
其实，对文言和白话这种简单的认知逻辑，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过，我们还是细细听听“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先生是如何说的吧：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文言诗文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正像白话中有语言垃圾，也有语言珠玉一样。对于中小学课本来说，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或偏古失今，或偏今失古，关键是编写教材者选择、取舍得当。“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均为林语堂语)林语堂先生还说，文言与白话的谁现代与谁保守，关键不在于“之乎”或“了吗”，而在于文中是今语还是陈言。如文中是今语，即使借了“之乎者也”穿插，也不碍事，不伤大雅；如果文中是陈言，即使借了“吗呢吧”来穿插，也还是鬼话。其原因就在于，一真切、一浮泛。所以，林语堂说我宁可写“白话的文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简洁素朴的文言)，不写“文言的白话”(貌似白话，口语，却罗嗦、繁冗，让人不明不白)。
我们再想想，司马迁《史记》所体现的精神气度、文化襟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堪称博大、恢弘，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超绝。诗经的质拙、唐诗的雍容、宋词的典丽，都已经成为文化史、文学史的绝唱。我们能够说以上这些是“非现代”、“保守”、“封闭”的吗？
文言诗文，更有对学生精神和语感熏陶感染的作用。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以文言构筑的诗文，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照彻千万年，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精神历程，我们今人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作家李霁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典诗词，如此量化积累，就是语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这些恐怕是单纯学习白话诗文所不可替代的吧？
另外，如果须循着“学什么，就用什么；不用什么，就摒除什么”的思路，发展下去，进行语文教学，那么，现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量产品说明书、市场调查报告、手机短信、QQ聊天语等等，放在语文课本中呢？因为它们是今天用得最多的呀！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师们”，自身文言根基很浅，却也跟在大师后面，齐声附和“废掉文言”，那么，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使几代人的“白话”成为“浮萍”！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大陆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
我必须声明，我主张在当今语境中重视文言教育，但是，我却极力反对让青少年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