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李文彬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是蔡元培出长北大第六天时所作的一篇演说词，全文只有１５００余字，然而思想深邃，内容宏富，前瞻性强，理论指导价值高，不论是字里行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还是字外行边，也闪烁着他教育思想的光芒。九十年过去了，今天读来，尤其是对教育界来说，仍不失为一篇典范文章，忝为２００４年人教版高中第一册新课程教材，实为卓识远见之举。

一、题解

蔡元培１８６８年１月１１日，清同治六年（兔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六岁求学，饱读经书，崇拜宋儒，年少通经，翰林出身，留学德法，学贯中西，又能化西融中，博通古今，又善于借古鉴今；亲历满清腐败统治，眼见戊戌变法失败，后组织光复会，加入同盟会，投入辛亥之役，从赞同改良到投身反清；辞官离京归里后，委身教育事业，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的总监、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出任过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阅历丰富，功业显赫，被毛泽东称为：“民族伟人”、“学术领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出的“影响世界历史百人名单”中，排在孔子、孟子、孙中山、毛泽东之后，是中国第五人。

北京大学前身系京师大学堂，是戊戌之变的产物，变法失败后，学堂得以保留，辛亥革命后改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为严复，后相继有马相伯、何燏时及胡仁源等接任。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冬，正留法的蔡元培，接到出长北大的来电。此时的校长为吴仁源，有点做不下去，所以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向总统黎元洪说明后，于１９１６年８月２６日致电驻法使馆，请“师表群伦，咸深景仰”（范源廉语）的蔡元培出山。蔡元培于１１月８日抵沪，当时，有些好心的同志劝他不要去行使这一职权，广西的马君武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这绝非蔡元培的性格，早在民国元年，就发生过要蔡元培上京去迎接袁世凯这样“倒霉的差使”，他就说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他之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决心，更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加上当时孙中山认为，“北方应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于是北上。１２月２６日总统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１月４日他就到校视事，并发布就职通告。

演说是蔡先生认为最好的教育方式之一，他的一生演说极多，据马燕编的《蔡元培讲演集》就收集他的演讲词９０篇。而单从他法回国至此短短２个月，就在杭州、绍兴、南京、上海、北京五地讲演了１０场之多，其对象泛及大中专师生及各学会同仁，其内容从欧洲战争之性质、乡土建设之重要、路矿发展之必须，讲到教育事业之对策、男女同校之好处等等，等等。他的演说，不说不要由秘书捉刀代笔，就连文稿也来不及草就，往往是即兴的，全凭作者平时的学识积累和细致的观察思考能力，用蔡先生的话说是：全靠口讲指画来表示，因此自己必须有得于心，才能讲得清楚，才能使听者听得明白，收到良好之结果。再说，这些演说稿完全是靠他人的手工速记，与原意难免有所出入，正如他自己说的“偶在会场演说，事前既无睱预备，事后亦不睱取速记稿而订正之。”先生认为讲演能转移风气，而欲自强，必先从人心风俗开始，因此，他特别重视演说。早在１９０１年８月在上海南洋公学时，他就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培养启发群众之能力，以便灌输爱国思想。他重视演说，还可从他婉绝总统府官礼处的函请，可见一斑。他宁愿不出席大总统宴请，而践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这次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是回国后的第１１场演讲。

这场演说是在１９１７年初，蔡先生已步入知命之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酣战之中，国内正处军阀混战阶段，正像国父孙先生说的需要蔡先生“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于是就有这场演说的发生。

二、正文

一开头，蔡元培就开门见山地对那些老资格的学生说，在严复当校长时，我作为教育总长就来过，现在，我作为校长有三件事要告诉你们，即：宗旨、德行、敬师。

关于宗旨：

蔡先生首先提出，“抱定宗旨”，就是入学的明确目标。早在总结兴办近代教育六问题中，他就把“宗旨”放在第一位。在民初，任教育总长时曾发表《对于新育之意见》，强调了教育的鹄的。他认为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学子应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而面对今天北大学子，他明确告诉他们：“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原因是以前的入学者都是那些京官，或者八旗贵族子弟，上学时，还带着佣人、听差，学生被称为“老爷”。据陶希圣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学生备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指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据顾頡刚回忆：１９１３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而学生则带听差上学，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毫无读书兴趣。如此背景，足见他们志不在求学，而只是混日子，搞关系，猎取功名利禄。这些学生对做学问的、要求严的老师，不受欢迎，而对那些在京城有官职的，不管他上课负不负责，却倍受青睞。所以，他们读书，平时根本不用功，考试时要求老师划出试题范围，便于他们应付过去。面对这一现状，蔡先生明确地告诉他们：北大是所大学，不同于专门学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不是升官发财之地。如果你志在做官发财，当然平时对学习毫无兴趣，以致放荡好游，考试时，临时突击一下，开个夜车，背背讲义，应付过去，不管学问不学问，只争分数之多少。考试结束后，文凭到手，混迹社会。蔡先生严肃地问道：这能说实现了求学的初衷吗？照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来到社会上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必将“误己误人”。

蔡先生严肃地指出：凡想升官发财者，想当法官的可到法律学堂去，想做生意的可投考商业学校，何必来此大学？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北大的改造，而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试想，一个一心想升官发财的观念，如何去坐冷板凳、如何去做学问？为了使北大能成为做学问的地方，蔡先生作好了第二步准备，对那些不称教职的教师进行整顿。在教师中有一些怪现象，如教英文的老师，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有人不得不提出，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还有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以前北大有些洋教员，都是通过使馆介绍来的，学问未必都好，但资格都老了，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蔡先生采取了断然措施，却引来某国教员的“控告”，以及某驻华公使直接与蔡先生交涉，但都被蔡先生决然辞退了。

蔡先生早在民初出任教育总长时就蕴酿了改革教育的主张，提出了五点教育方针，这些都需一一实施，经过德法游学，看到异国在教育上的成功经验，凭着他一贯善于反思的品性，为了造就“研究高深学问者”，首先他对学问作了诠释：“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这具之物。”为此，需要一批带头人、指导者，于是就启用了大批大师级的人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效忠清室的辜鸿铭、醉心西化的胡适之、共产主义的李大钊、国民党员李石曾等，不管你在派别上是新的，还是旧的，认识上是洋的，还是古的，也不管你在思想上是左的，还是右的，只要你学科有特长并能发挥出来，都被包容了进来，这就是蔡先生说的：“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既为做学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也是“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

同时，蔡先生还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吸收了西方办学精神，调整了学科结构，为做学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是围绕着“改革……学生的观念”出发的。而正是由于这些教育思想，开了社会风气之先，推动了旧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蔡先生对北大学生发出的第一个要求。

关于德行：

其次，提出“砥砺德行”。这是针对北京社会道德沦丧的背景而提出的，那时败德毁行,触目皆是，社会风俗已根基深固，而风俗之厚薄，影响到国家的兴亡。北大的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地位甚高，移风易俗，应该责无旁贷，这首先要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不但要思所以感己，更要能以励人，如果自己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何足以感人，更谈不上树立良好风尚了。

早年,蔡先生从京返绍，弃官办学，目的就是要“培养革新之人才”，而革新人才的培养，首要的是人的品德。而在当时，首先遇到的是新旧思想的冲突，尊君、卑民、重男、轻女，连做人的平等地位还没有，因此，先要解决人的尊严问题。在绍兴期间就因这新旧思想的冲突，使蔡先生只能愤而辞去监督之职。后虽办了几所新式学堂，但理想碍难实践，直到南洋公学，终于能把教导重心关注于灌输爱国思想了。

蔡先生认为德行是人兽之间的分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德性耳。”那么什么叫德呢？“当为而为之谓之德”。什么叫德性呢？“以行德为乐者”。德行又是什么呢？应该是道德行为的准则，包括：人格、精神、良知、信义等，这分别在他的著述中得到论证，如在《师范学会章程》中把宗旨定为：使被教育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文明之人格。师范学校就是要造就文明的人格。在《爱国学社章程》提出：重精神教育，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重视人的精神，倡导激发志气。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把修己作为第一章，指出：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有其所当为者，是为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有理想，有方法。道德是一种人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探索、实践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德之人，应该是“循良知所指，而不挟私意于其间”。蔡先生在不同时期，提出不同方法，他认为未光复以前，全国学风以破坏为目的，现在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说怀想。

蔡先生一方面考虑到道德的养成，要靠学校积极地设法改善设施，为了激发学生研求学问的兴趣，另一方面虑及到学生“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缺少娱乐活动，对身体发育不利，就提倡正当娱乐。于是就有：提倡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成立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种种这些就是要激发学生的精神，及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这些，都是围绕着德行而实施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品行不可以不谨严”，这是蔡先生对北大学生的第二个要求。

关于师友：

蔡先生提倡对老师应该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学生要成德达才，第一是靠经验，第二是靠读书，第三就是从师受业，而从师受业是最重要的，他认为欲成才德必先从师。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经验也好，读书也罢，还要靠老师指出正确的方法，“师者也，授吾以经验及读书之方法，而养成其自由抉择之能力者也。”当然蔡先生对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他认为老师必须正确诱导，养成其良好的学习习惯，纯正的思想情绪，这是师者之责。与此同时，他并不是要学生顶礼膜拜、迷信老师，要在知识稍进以后，不宜事事待命于师，而应该学会自修，自修则学问始有兴趣，而不至畏难，自修比专恃听授者，进境尤速。当然，遇到疑难问题，还不能武断，应与老师讨论、求教。他还提出就是学生毕业以后，还应“敬爱其师，无异于受业之日”

对于同学，应象是朋友，共处一堂，互相亲爱，才能够达到切磋之效。蔡先生认为“人情喜群居而恶离索”，所以内有家室，外有朋友，朋友者“所以为人损痛苦而益欢乐者也”。他列举古人之说：“不知其人，观其所与”，通过与其接触的人，就可以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也列举西哲之说：“朋友为在外之我”，人如果没有朋友，自己会感到岑寂无聊，好象是独居沙漠，而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义，“信义者，朋友之第一本务也”。朋友之间应该讲究成人之善，扶困济危，他认为同在一校，应有毁誉共之，荣辱与共之感，否则被社会所看轻。他反对把交友视作儿戏，一会儿而为胶漆，一会儿而为冰炭。而在同学间的友谊，更能互相讨论，以其所长相补助，这样能促进学业之大成。他还举了在德国期间买东西，雇主与客户之间还相互道谢呢？虽是小节，但应视作交际所必须，对我们大学生来说，更应注意。

总之，人与人应讲究礼貌、信义，待人接物要谦让、诚恳。尊师爱友既是砥砺德行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蔡先生对北大学生的第三个要求。

三、结语

最后，蔡先生还提了二点，即关于讲义与图书问题。

以前上大学，并没有现代概念的教科书，全靠老师言传口授，有时还辅之油印的讲义，这里蔡先生要说的是今后讲义的编法是“只列纲要，其详细节目，由教师口授后学者自行笔记”。就是要求学生在上课时必须专心听讲，并且要详细记笔记。蔡先生对讲义之重视，目的在于补助自修，必多裨益。

蔡先生对图书及图书馆的重视是值得一提的，他认为“图书关系学术至为密切”，早在他担任绍兴中西学堂任总监时，那是十九世纪末，公共图书馆在我国尚未兴起，而蔡先生的学校已订了《绍郡中西学堂借书略例》，在这条例中提到藏书之寡，就千方百计地设法，请有力者予以资助，充实藏书，足见其爱书之甚，对书感情之深。

图书与图书馆是办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学习需要它，做学问更需要它。他认为老师讲课，只能讲到问题的一部分，要想深造，研究高深学问，应根据所发讲义纲目，通过潜心研究，查找参考资料，这就少不了图书馆的作用了。在这次演说中他就提到：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备教员与学生之参考。

他对北大图书馆之建设，可以说与北大一样，是全力以赴的。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到研究、做学问时，我校实验室、图书馆还很难与欧美学者相比。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说到，为了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应该了解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而对我国的旧学说，也应用新方法来整理。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而图书、杂志、仪器、标本是研究学理上所必不可少的，尽管限于经费，一时难以购置完善，但也是逐年增加的。为了能让学生自己去做研究，预备特筹经费，扩张图书馆，并决定到南洋去募点捐款，筹划建筑一所大图书馆。后来他到美国，到处写信、走访、奔波，给美国华侨、驻美各地中国领事以及旅美华人李国钦写信、走访，在旧金山华侨学界欢宴会上、在爱丁堡学术研究会晚餐会上发表演说，抓住一切时机，说明图书馆之重要，为求学术之发达，希望通过他们鼎力劻勷，能登高一呼，使群峰响应，设法劝募，以收成裘之效。蔡先生为了北大图书馆，正是费尽心血、竭尽全力了。

对北大图书馆的藏书，蔡先生尤为关注，在《北京大学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本校现正谋仪器、图书的扩充，为供诸位研究所用。他刚到北大时，总藏量为１４７１９０册，到１９２３年９月中文图书增长到１８万册。李大钊同志在任期间，就达２０多万册。１９４６年５月馆藏已经增加到４８万册，１９８２年，建馆八十周年时，藏书达到３４０万册。２００２年，建馆百周年时已达５３０余万册了，位居亚洲高校第一。如今，一百余年来，北大图书馆已由原来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造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了。

总观蔡先生的这篇演说，紧紧围绕着他的教育宏图，既继承了儒家的教化思想，又吸收了西方先进理念，层层深化、拓展，企望北大学生，抱定宗旨，做一生一世的学问，包括做事和做人，尤在做人，练好德行，才能掌握学问，服务社会，否则只能是“误己误人”。为了做好学问，他作为北大的校长，殫精竭虑，呕心沥血，从聘学者、教授到重视讲义、图书建设，为做学问创造各种条件，终于使一个衙门式的老学堂改变成为培养为社会服务的、大量有用人才的、新的高等学府。胡锦涛同志在政治局第３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这正与蔡先生在这次演说中提到的学习宗旨与砥砺德行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