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蠡之死
１９４２年３月，陆蠡与张宛若女士结婚，三个月后，他英勇就义。
１９８３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陆蠡为革命烈士。相距这位抗日先烈殉难的１９４２年４月，已经过去了整整４１个年头。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抗战文坛上，陆蠡算得上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他原名陆圣泉，１９０８年生于浙江天台，早年在杭州和上海读大学。１９３５年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巴金结为契交。他协助主编巴金编辑出版影响深远的大型系列书“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刊”以及其他各种图书；成绩斐然，逐渐成为文生社主干成员。在短短十年创作生涯中，他写成著名的《海星》、《竹刀》、《囚绿记》三部小品集；翻译出版了法国作家拉马尔丁的长篇小说《葛莱齐亚》，还与巴金、丽尼分译了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中的《罗亭》和《烟》。由此，他得以跻身于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和翻译家之列。抗日战争中，在“孤岛”和沦陷的上海，坚守出版岗位，广泛联系进步作家，并接待、掩护在沪的地下党员，为抗战文化做出贡献。
从一介书生到抗日英烈，３４年短暂的生命有如燃烧的流星，划过漫漫夜空，爆出了美丽耀眼的火花。亲历“九一八”、“一二八”，特别是“七七”、“八一三”抗战，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祖国和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日益深重，陆蠡的爱国救亡意识与日俱增。他曾与巴金、曹禺等６３位作家一起，在抗议日本侵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发出“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畏惧”的呼号。他心灵历路的这种嬗变演进，在他的三本散文集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头两本集子创作于抗战之前，多写家乡浙东山水之美和刚强坚韧的乡民受难与不平。《竹刀》成书于抗战之后，在该书《附记》中他坦言：“本书刚付印而‘八一三’战祸发生。半年间中国版图变色了。多少人死亡了，多少人流离失所了。这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将继续着，我惭愧这小小的散文集未能予苦难的大众以鼓励和慰藉。”基于这种认识，在第三本散文集《囚绿记》写于１９３８年秋──１９４０年春中，就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和深沉的爱国精神，传递出一种拯救蒙难祖国的强烈意愿。首篇《囚绿记》以一棵长青藤作为祖国命运的象征，抒写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忠魂洁魄，寄托祖国获得自由、复兴的热切期盼。《池影》开篇有一段独白：“我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折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羞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我天天受着无形的鞭挞，我变成暴躁、易怒、态度失控……”这种自省自察完全是一颗炽烈澎湃而又被压抑着的爱国心态，怒涛般的倾泻与咆哮，正是这种急待迸发爆裂的思绪情怀，为他以后的英勇就义埋下伏笔。他的抗日小说《秋稼》，描述家乡沦落的种田人阿富，因舍不得逃离胼胝经营的家园和急待收割的庄稼，被东洋兵抓获。敌人用枪逼他提供情报，只要他答应就可以得到每天两块大洋的赏钱。但阿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父母祖先以及子孙后代都是中国人；而东洋兵是中国的敌人，帮敌人就是里通外国，是对不住祖宗后代的。他这样想着，紧闭着嘴，抵死也不答应。于是一阵枪声响了，一切归于沉寂，田野间一片金黄的秋稼却没有一个收割的人。这篇不足４０００字的感人小说，被作者的挚友、同乡作家黄源说成是陆蠡的“遗嘱”：“文中主人公阿富简直是他本人的写照。”是的，读书人陆蠡和他笔下的种田人阿富，同为平凡人，但他们都死得壮烈，死得伟大。
１９４０年夏，巴金赴西南大后方，行前将文生社全部社务交由陆蠡负责。巴金走后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进入租界，上海沦陷。危难之中陆蠡与文生社同人镇定应对，一如既往地编书、印书、售书。从现存材料判断，自沦陷到遭捕的半年时间里，经陆蠡之手编印的书不在少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靳以的《前夕》。作为文生社重要作者、陆蠡的好友靳以，抗战爆发后去重庆，花了３年工夫写成这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４５万言的小说。因当地出版印刷条件太差，就写信到当时还是“孤岛”的上海，征询能否在文生社出书。陆蠡满口应允，并寄来亲手设计的该书封面草图。靳以备受鼓舞，赶忙发动亲友火速誊缮抄录，硬是将《前夕》从头到尾另抄了一份。然后又一页页装进２０克的航空信封，先后装了２００封，全部依次编号。为了防止敌伪检查扣压，发信和收信人都不断更换假名；而且经常易地分散投寄，每天只寄三、五封。就这样，边抄边寄。用了几个月的工夫，这部篇幅浩繁的书稿被化整为零，源源不绝地递往申城。陆蠡收到后，也采用流水作业，边加工编辑，边发稿付排，变零为整。最后编定为两册，居然顺利出书。不过第二册出版时，已是日本入侵上海第二年的初春了。
苦苦支撑在日伪肆虐的上海，有如在茫茫荒漠之中，殚精竭虑地维护着文生社这一块小小的绿洲。境况一天比一天险恶，恐怖瘟疫般漫延扩散。多家书店横遭查封。据陆蠡当时往来最亲密的朋友怀玖陈西禾在《怀陆蠡》一文中透露：有一天陆蠡忧心忡忡地告诉他：“文生社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一部分在别处寄售的书被捕房抄去了，据说是有抗日嫌疑。”这些书中就有《前夕》等。１９４２年３月初，丧妻鳏居多年的陆蠡和张宛若女士喜结良缘。正当新婚燕尔，新人还沉浸在蜜月的愉悦之中，灾祸突从天降。４月１３日，卢家湾捕房查抄文生社，声称要找负责人，并砸开书库大门，劫走存书数万册。当天陆蠡正好外出，得知此事后，友朋家人劝他先躲一躲；但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身为负责人，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前去据理抗辩，追回被抢图书，为社里讨个公道。他孤身来到捕房，落入虎口，当即被戴上手铐。第二天，朋友索非等到捕房打探，告知已被移解到四马路市警察局；到了市局，又说那是日本宪兵队要抓的人，早就押送到江湾宪兵司令部了。索非等又通过一个懂日语的熟人，找到宪兵司令部“相当高级的负责人”，那人证实：陆蠡确实关押在这里，因为“他是共产党”。由此看来敌人查封文生社、抓捕陆蠡是蓄谋已久的了。
又过了些日子，据怀玖介绍，有个陌生人来到陆蠡家，一进门就交还一件陆蠡被捕那天身穿的大衣。那人解释说，他也是被抓进宪兵队的，与陆蠡关在同一牢房，彼此很熟。日本人曾提审陆蠡，问：
“你爱国吗？”
“爱国。”
“赞成南京政府（按：指汪伪政权）么？”
“不赞成？”
“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
“绝对不能征服！”
日本人勃然大怒，给他上了酷刑。这样的刑审又经过多次，得到的口供依然如故。当这位难友被释放的那天，陆蠡脱下大衣，托他出狱后按地址到他家报个信。难道是知道自己已无生还的希望，借着这件带出来的大衣作为永诀的纪念谁也不能回答。此后虽经亲友一再打探，全力营救，但无力回天。而有关他的谣传却满天飞，一会儿说在苏州，在芜湖，一会儿又说遣送南京反省院。连通过在邮局工作的作家唐弢邮寄去的狱中日常用品和冬衣、被褥，也遭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陆蠡就此失踪。
明知凶多吉少，人们还是心存侥幸，希冀有一天他会突然归复。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仍然音讯全无。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不由得不相信，陆蠡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由于坚持爱国抗日立场，不屈不挠，被日军刑审数月，虐杀而死。据推算，死期当在被捕后的第四个月，即１９４２年７月。民政部追认陆蠡为革命烈士，也是以此为依据的。
陆蠡的死震动大上海。《大公报》、《文艺复兴》等多家报刊开辟纪念专号，唐弢、柯灵、李健吾、黄源、吴朗西、朱冼、雨田、索非等作家纷纷撰文追思悼念。郑振铎在《蛰居散记》中说：“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建议为包括陆蠡在内的抗战死难者“建立一座‘无名英雄墓'来作永久的追念”。靳以痛心地说：“敌人特别指出《前夕》是抗日的，因此就找到书店的负责人”；对于陆蠡的死，他“心上永远怀着一点洗不去的疚恨”。说得最为恳切动情的是巴金。１９４６年从内地返沪后所写《怀陆圣泉》一文，深情回眸十多年来与陆蠡相识相知的全过程，对其文品人品和感人的抗日事迹，给予高度评价；盛赞他有一颗“崇高的心灵”，推许他是最“值得骄傲的朋友”。他认为陆蠡之死“惟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强硬，他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他可能为这几句真话送命。”巴金十分感喟和惋惜：陆蠡“虽然为‘抗'敌牺牲，也没有人尊他为烈士”。而巴金正是尊陆蠡为烈士的第一人，他是这位抗日英烈的最知心最知音；《怀陆圣泉》一文，更是一座为烈士立传的不朽丰碑。在亡友罹难以后很久很久，巴金仍然难以释怀，长念不已。直至建国以后，还念念不忘为亡友编纂遗著。１９５８年，在百忙之中和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批判围攻的情况之下，编成《陆蠡散文选》一册，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一篇篇由巴金从众多遗作中拔萃出来的美文佳作，那一页页由巴金亲手誊录的字体端庄娟秀的手稿，哪一字、哪一句、哪一篇不浸透凝聚着巴金对亡友披肝沥胆的深情和爱心可惜，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等原因，这本小册子胎死腹中，未能成书。然而在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之后不久，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浙籍烈士文丛”，与应修人、殷夫、潘漠华、柔石等浙籍烈士一起，《陆蠡集》也应运而生。书内辑收陆蠡三个散文集的全部作品以及集外小说《覆巢》《秋稼》，并附录巴金、唐弢、柯灵等多人的纪念文章。这不仅圆了巴金多年以来为亡友出版遗作的美梦，而且对长眠九泉的陆蠡烈士也是一个很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