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四则

小编:

【自读提示】

读《燕山夜话》中的杂文,要注意它与鲁迅杂文的区别。鲁迅战斗在30年代的黑暗岁月,他的杂文主要是用来对付敌人的。《燕山夜话》中的杂文发表于60年代初,是用来帮助人们解决生活、学习、工作中的问题的,所以在写法上常常是开门见山,以明白的说理见长;而说理又常常由生动的故事、众多的引证,娓娓道来。达到既开拓读者眼界,又寓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于漫谈中的目的。老舍先生曾称赞《燕山夜话》中的杂文“别开生面,独具一格”,足见它在当时的独创性。

选为课文的四则杂文都是谈学习的。《不要秘诀的秘诀》,指出学习要有“专心致志,痛下工夫”的态度,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注重实际运用和批判地吸收。《欢迎“杂家”》,说明学习要注意知识的广博,注重知识的积累。《不求甚解》和《学问不可穿凿》,则分别指出读书要虚心领会作者的意思,治学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力戒牵强附会。阅读时要注意作者怎样用众多的引证来阐述论点,在引证时又是怎样做到夹叙夹议的。

阅读时还须注意作者见解的独创性和文笔的生动性,体会作者怎样做到“有东西就写,东西多则多写,少则少写”,从而把文章写得新鲜活泼的。

不要秘诀的秘诀

以前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见有所谓《读书秘诀》、《作文秘诀》之类的小册子,内容毫无价值,目的只是骗人。但是,有些读者贪图省力,不肯下苦工夫,一见有这些秘诀,满心欢喜,结果就不免上当。现在这类秘诀大概已经无人问津了吧!然而,我觉得还有人仍然抱着找秘诀的心情,而不肯立志用功。因此,向他们敲一下警钟还是必要的。

历来真正做学问有成就的学者,都不懂得什么秘诀,你即便问他,他实在也说不出。明代的学者吴梦祥自己定了一份学规,上面写道:

“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也。”

看来这个学规中,除了“不出门户”的关门读书的态度不值得提倡以外,一般都是很好的见解。事实的确是这样。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吴梦祥的这个学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些用处。

这种学规早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特别是朱熹等理学家总喜欢搞这一套。但是其中也有的不是学规,而是一些经验谈。 如陈善的《扪虱新话》一书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这还是值得推荐的。

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如陆九渊的读书经验也有可取之处。《陆象山语录》有一则写道:“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接着,他又举出下面的一首诗: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就是所谓“读书不求甚解”的意思。本来说不求甚解也并非真的不要求把书读懂,而是主张对于难懂的地方先放它过去,不要死扣住不放。也许看完上下文之后,对于难懂的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不懂,只好等日后再求解释。这个意思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似乎特别有用。

至于我们现在提倡读书要用批判的眼光,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主张古代的读书人却没有胆量提出。古代只有一个没有机会读书的木匠,曾经有过类似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人就是齐国的轮扁。据《庄子》《天道篇》记载:“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何言耶?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接着,轮扁还介绍了他自己进行生产劳动的经验。他的话虽然不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不该把一切所谓“圣人”之言全部否定了;但是,他反对读古人的糟粕,强调要从生产劳动中去体会,这一点却有独到的见地。

我们现在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从根本上说,也不过如此。而这些又算得是什么秘诀呢?!如果一定要说秘诀,那末,不要秘诀也就是秘诀了。

欢迎“杂家”

无论做什么样的领导工作或科学研究工作,既要有专门的学问,又要有广博的知识。前者应以后者为基础。这个道理十分浅显。

专门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掌握,但是只要有相当的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如果努力学习,深入钻研,就可能有些成就。而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马克思在许多专门学问上的伟大成就,正是以他的广博知识为基础的。这不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吗?

但是,有的人根本抹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专门学问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广博知识的更重要意义。他们根据自己的错误看法,还往往以“广博”为“杂乱”,不知加以区别。因而,他们见到知识比较广博的人,就鄙视之为“杂家”。

殊不知,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这就叫做“杂家”,那末,我们倒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古人对于所谓“杂家”的划分本来是不合理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很勉强地分为“九流”,即所谓儒家流、道家流、阴阳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纵横家流、农家流和杂家流。他所说的杂家是“合儒墨,兼名法”,如《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后人沿用这个名称,而含义却更加复杂。其实,就以《淮南子》等著作来说,也很难证明它比其他各家的著作有什么特别“杂”的地方。以儒家正统的孔子和孟子的传世之作为例,其内容难道不也是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吗?为什么班固不把孔孟之书列入杂家呢?

现在我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划分,比古人高明得多,科学化得多了。我们本不应该再沿用班固的分类法;如果要继续用它,就应该赋予它以新的观念,就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

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们的文集中什么都有。同样的一部书,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用,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用。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清代学者洪亮吉,他的文集和历来其他学者的文集一样,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就包含有他的人口论著作,比达尔文还早半个世纪。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几乎都可以算是百科论文集,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

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不求甚解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这篇短文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他说的后一句话,因此,就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这是何苦来呢?他说的前后两句话紧紧相连,交互阐明,意思非常清楚。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完全不应该对他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末,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自信。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哩!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懂得其中的真理,并且正确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而必须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很不认真。绝对不应该这样。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了整体。

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放过是暂时的,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

经验证明,有许多书看一遍两遍还不懂得,读三遍四遍就懂得了;或者一本书读了前面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读到后面才豁然贯通;有的书昨天看不懂,过些日子再看才懂得;也有的似乎已经看懂了,其实不大懂,后来有了一些实际知识,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因此,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

学问不可穿凿

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他写过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怡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苏东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这样的笑话并非凭空捏造,却是事实。这样的笑话,大可以说明任何学问决不可以穿凿。做学问的人,如果患了穿凿的毛病,就将不可救药。在这里,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王安石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学问和事业,只是随便引用这些材料做个例子而已。

话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照你这样说,那末,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讲实事求是的,要数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这一句下面,唐代的颜师古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很明显,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观的情况,辨明是非,寻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不但是我们大家公认为最好的学习态度,而且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确态度。

做学问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设想还会有别的什么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任何穿凿附会的作风,决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只有用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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