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故乡》个性诠释
鲁迅的《故乡》是“我”归乡又离乡的故事，“我”这次归乡不是故园寻梦，也不是漂泊疲倦之后的停泊，而是来举行“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远离了熟识的故乡”的告别仪式。但是由于童年体验的复活，神异图景和小英雄形象的复现，它那绚烂的色彩暂时冲淡了“我”二十余年异地奔波的苦涩，初见故乡时的悲凉灵魂也得到暂时的抚慰，因此，在“我”的心中涌动起期盼和希望。
可是这期盼和希望是多么的短暂易逝，首先是杨二嫂“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的怪声划破了“我”的希望之思，继而是曾经“哥弟”相称的童年友伴分明的叫道：‘老爷！……’”如果说杨二嫂的“圆规相”足使“我”“愕然”，那么闰土的“老爷”则足以使“我”心灵颤栗。曾有的亲密无间，此时已被“老爷”两字挖开了一道鸿沟，彼此的情愫被苍茫阴晦的色调笼罩起来。“我”愈来愈感觉到闰土从身体到心灵都已蒙上了传统伦理的层层污垢，见面时，闰土弃“迅哥儿”而选择“老爷”，在挑选家什时，他选择了一幅香炉和烛台，“我”心中的小英雄已被封建文化的精神屠刀虐杀了；“我”“美丽的故乡”已被那层“可悲的厚障壁”隔绝了。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着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我”向“我”的老屋告别，向“我”的故乡告别，而且也与“我”的小英雄告别，老屋易主，故乡不故，小英雄已模糊不清。这种告别是决绝，是悲哀，但是这决绝和悲哀并不意味着希望本身的失落。在“我”心理的“归乡”与现实的“归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幻景与现实渐渐剥离，童年体验的心理图式终于为故乡极其残酷的生存状态所解构。“我”最终陷入了一种彻底绝望的境地。但是，唤起鲁迅强烈生命意识的恰恰不是虚妄的希望，而是绝望、痛苦、死亡。这或许正是鲁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所在。“我”通过对故乡人的生存困境及自我存在的痛苦内省，否定了故乡人的三种生活：闰土辛苦麻木的生活；杨二嫂辛苦恣睢的生活；“我”辛苦展转的生活，最终超越“希望──绝望”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框架，直截地进入现实的存在：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无路可以走的情况下，人们自己“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姑且走走”，只有“走”，才能从荆棘中走出一条生路来，也只有“走”，才是实践生命的本真形式，任何虚妄的希望或无望的彷徨都将于人生无意义，在绝望之后没有义无反顾的精神，就无法达到理想的彼岸。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鲁迅的《故乡》是“我”归乡又离乡的故事，也是“我”自我心灵的旅行，其间，童年体验中的“故乡”得到重新体认，物是人非的残酷现实却陷“我”于绝望的境地，郁郁感伤的情调重重包围着我，使“我”艰于呼吸。但绝望并没有成为“我”心灵之旅的终点，而恰是希望之旅的中国，“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走”在这里不是简单的走开或逃离，而是一种反抗绝望的生命体验。“路”是人“走”出来的，是人们现实行动的结果。如果一味沉湎于冥思和清谈，不积极地投身于果决的探索和行动，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如“我”者，只能永远拜倒在“我自己手制的偶像”面前，与闰土们凭藉香炉和烛台崇拜偶像一样，迷信过去或未来，永远告别了现实的抗争，深陷遥遥无期的“茫远”的“愿望”之中不可自拔。
鲁迅一生都对传统文化持严肃批判的态度，但鲁迅走上“绝望的抗争”道路与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精神有着某种联系，甚至可以说他的“绝望的抗争”正是“佛、道对人生的参悟与儒家的入世精神二者经过改造以后的有机结合”。在孔孟的人生哲学中，“走”也是一个重大的命题，这个“走”字非常容易引起我们对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的联想，这“走”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渗入鲁迅的人生哲学之中，尽管他对儒家思想多有摒弃。
《野草》可说是鲁迅对其生命哲学的诗意阐释，其中的“过客”就是一个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却不停奔走着的形象。他衣衫褴褛、状态困顿，却很倔强：“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我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前面！”“过客”一直在走着，而且当老翁劝他“回转去”时，他又是多么的决绝：“我憎恶他们，我不转回去！”“在‘过客’看来，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妄的存在，全部实在的意义都凝聚在自身的行动中，生命意志向人们展示的正是奔走中形成的抗争情绪和创造情绪。”“过客意识”正好为我们理解“走”的内蕴打开了一条理性的通道，我们渐渐地发现，“走”不仅仅是《故乡》一文的关键词，其实以“归乡──离乡”为线索的鲁迅其他小说中，我们也会读到鲜明的“走”的意象：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祝福》）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爽快。”（《在酒楼上》）
“我的心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独者》）
如果我们再联系小说生成的时代背景，可以对小说《故乡》的主题作出更为具体的阐释：《故乡》最初发表于１９２１年５月《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一号；两年后的１９２３年，北京新潮社出版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收入此篇。《新青年》当时是广为流传的进步月刊，《呐喊》则是以北大进步师生创办新潮社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它们的读者群大致都是以大学师生为主的新兴的高层知识界。这样的读者群，不但因其进步思潮的趋同而爱读《故乡》，而且他们的经历又多半与《故乡》中的“我”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故离乡──在外思乡──回乡惊变──离乡思绪，因而阅读《故乡》不免引起强烈的共鸣。
以“我”为代表的新知识阶层介入城市与乡村、传统习俗生活与现代生活、背叛与怀念、理想与现实之间。故乡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复杂的情感对象，一个永远都无法突围的城堡。知识者既是故土的怀恋者，又是故土的批判者。在难以割舍的情感与死气沉沉的观念背景之间，出走的知识者不得不面对选择的痛苦。隔膜的故乡已无法为处于灰色现实之中的知识者提供情感慰藉和回归理想。鲁迅用残酷的现实目光完成了对故土情结的消解。引起外出求学的五四青年共鸣的《故乡》，用凸现日常生活的方式直面现实人生。在遭遇辛亥革命的挫折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之中，等待着微弱的希望之光的出现。主张“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鲁迅提醒人们，不必指望从故乡寻找精神出路，否则，极有可能“走了一圈又回来”。鲁迅在闰土的生计问题和知识者的精神追问之间寻求一种价值同构。艰涩的世道和凄苦的人情考验着感觉“愿望茫远”的启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