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固”傅雷

郁风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下旬香港举行纪念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活动，包括纪念音乐会，由傅聪弹奏最拿手的钢琴曲，回报父亲生前的教诲；还有傅雷手稿、书信、照片、遗物在商务印书馆展览和《傅雷与傅聪》话剧演出。非常遗憾的是我已离港不能参加了，也失去和傅聪傅敏兄弟见面的机会。

有幸认识傅雷一家，已四十多年，因不住在一个城市，接触不多。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读到、想到傅雷这个名字，就会浮起一串印象：深度近视眼镜，高瘦身材，绝对的洁净，雄辩的语言，固执的脾气，不停的劳作，一丝不苟的认真，……在一霎那间叠印在一起，袅袅上升，形成一个非凡的抽象概念，是崇高人格？古典精神？说不清。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庐山，我住的地方离傅雷和庞薰栗两家租的房子很近。傍晚几乎每天见面，我去看薰栗在丝绢上画极精细的绿叶丛林，傅雷也很欣赏。他的夫人梅馥是那么娴静婉约，不多说话，可傅雷说的一切她都懂得。傅聪当时只是十多岁的孩子，已弹得一手好钢琴。大家都知道傅雷把孩子当作克利斯朵夫那样严格锻炼，妈妈心疼地说，只要爸爸在楼上听见他弹错一个音就用脚狠跺楼板。我在傅家遇见一位牧师，向傅雷苦苦哀求。因为请了傅聪在教堂举行音乐会，请柬都发了，傅雷因为不满意傅聪的排练而不准他去弹，音乐会就只能停止举行。

在同类动物中，生性的强弱、敏感与迟钝等差别，总不会太悬殊，惟独人这种动物，千姿百态，千奇百怪，好坏美丑，品性高低……差别太大了。特别是在动荡的中国。

我对傅雷这一个人物的理解深度，从开始到最后，也是差别很大的。

从少年时起，读过他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自然获益多多，也知道他的译文是最棒的，崇敬之至。后来有机会认识，他的言谈也令我倾倒。

有一次几个熟人谈天，在一个问题上和他争论起来，我自以为读过一点唯物辩证法，觉得他的论点太偏颇，但又驳不倒他，一时情急，竟放肆地爆出一句：“你是老顽固！”

说出口就有点后悔，可是他没生气，反倒笑了，然后很快转身正面注视着我，伸出食指点着，郑重地一字一字说：“老顽固至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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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家哈哈大笑。

啊，我服了。他的思路敏捷，深厚的学识基础所形成的信念，不是我这幼稚的“革命”青年所能摇撼的。我从此更深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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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字，不仅是古典的，还带有使他自豪的最优秀、最完美、第一流的意思。

一种高尚的美学一旦成为宗教，就不能容忍人性的一切邪恶奸诈。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提前结束了生命。

１９４９年中国大地的天翻地覆，我们曾何等欢欣振奋。我想，在傅雷的严峻的思索中，也曾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他以出色的工作迎接了这新变化、新秩序。我收到过不止一本他新出版的艺术论集。他所精心培育的儿子傅聪代表新中国参加国际钢琴比赛，赢得了荣誉。

然而不久，他也逃不脱１９５７年知识分子的劫难。傅聪再一次去欧洲没有回来，“叛逃”的罪名便落在头上。可以想象，傅雷那渐呈衰弱的身躯所包裹的一副硬骨架，承受了社会、家庭和自己心灵激荡的压力，而挣扎过来。

他曾多次和我们通信，也复述过傅聪海外来信忠于祖国的感情，和他一样的坚定炽烈。

１９７７年，十年噩梦之后，我初到上海，正赶上为傅聪回国而安排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傅雷夫妇追悼会。我去致祭，见到傅聪、傅敏和熟识傅家的好友们，这时才详细知道傅雷“含冤”逝世的情况。

是“文革”刚开始，第一次受辱的夜里，他夫妇二人双双携手有计划有安排地离开了这世界。在遗嘱中，逐件交代欠保姆的菜金多少，借某人的书放在哪里之类。许多人善意地为他惋惜，说：其实不必寻此短见嘛！

但是，他甘于做“老顽固”，不能容忍人的尊严遭到践踏。

傅雷夫妇之死是一项理性的决定，因而想起过去读过的书中，有这样一段史实：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和他的夫人马克思的女儿双双一同平静地死去。留下遗书说明他们只是由于年岁老了，健康情况不允许他们继续为理想而工作，因此决定结束生命。

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世上这样的例子却极少。

至今许多地方还在讨论法律应否准许医生按痛苦的病人要求实行“安乐死”，也就是人究竟有没有选择死的权利。在中国，“文革”中不少人跳楼或服毒上吊自杀，多数并非理性的决定，而是在激烈的受损害下一时采取的行动。当时凡是自杀都算“畏罪”，立刻贴满大字报批判：自绝于人民。这大概是源于一条不成文的定律：自杀就是叛党。

事实是，经过多次浩劫，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活过来了。在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暴露出奸诈、卑劣、虚假、损人利己，人性变质。而多数人依靠老庄哲学或“阿Ｑ精神”或“留得青山在”，求得心理平衡。

如今，如果再读《傅雷家书》，一定恍如隔世。它是一朵最后的玫瑰。

他曾引导人走上艺术的神殿，忘我地攀登。

他让我们看到生活里不易发现的美，他给我们无限生的欲望。

然而他自己却顽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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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