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说》有关资料
【作者简介】
郑愁予，现代诗人。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宁河，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1949年随父至台湾。毕业于新竹中学。1956年参与创立现代派诗社。1958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曾在基隆港务局任职。1968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1970年入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创作班进修，获艺术硕士学位。重要诗作包括《梦土上》《衣钵》《窗外的女奴》《郑愁予诗选集》《郑愁予诗集Ⅰ》《燕人行》《雪的可能》《莳花刹那》《刺绣的歌谣》《寂寞的人坐着看花》等14种。诗集《郑愁予诗集Ⅰ》被列为“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之一。诗人在80年代曾多次选为台湾各文类“最受欢迎作家”，名列榜首。曾获青年文艺奖(1966)、中山文艺奖(1967)、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1968)及“国家文艺奖”(1995)。作品已有八种欧、亚文字译介。诗人思维敏捷，感慨殊深，融合古今体悟，汲取国内外经验，创作力充沛。他的诗作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风格。他的成名作《错误》(1954)在台湾首次发表时，因为该诗的最后一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一时间整个台湾岛都在传诵“达达的马蹄”之声。
【春天交响乐──喜读郑愁予新作《雨说》】
《雨说──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这首诗刊于1980年4月28日的台北《联合报》，它清新活泼，明朗而耐读，是老少咸宜的童歌，是郑愁予──也是新诗──的最佳作品之一。愁予诗风，一向轻美如轻音乐。从前的诗轻柔得有时带点消极，这首《雨说》则轻快而富积极意义，其气象已不限于轻音乐了。
全诗共有八节，第一和第七节各长八行，第六节长五行，其余每节四行。第一节说春天四月之际，大地等待雨的降临。第二节写雨轻轻地来。第三、四节说雨希望地上的人不要抗拒它，而要迎接它、亲近它。第五节写大地得到雨的滋润。第六节说雨在笑中长大，因此第七节中，雨希望大家也笑，勇敢地笑。第八节说雨降落在大地上，大地结出了果实。
这雨不是波勃狄伦(Bob Dylan)的《苦雨》(hard rain)，而是甜甜地叫着孩子乳名的、使大地长出甜甜的苹果的甜雨;不是余光中春寒料峭的《冷雨》，而是充满“温声细语”、充满“爱心”的暖雨;不是范仲淹“连月不开”的霏霏“淫雨”，而是脚步轻快、其润如酥的喜雨。这雨滋润大地，使万物欣欣向荣。这雨带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充满快乐的四月，而不是艾略特所抱怨的“残酷的”四月。这雨“像丝缕那样把天地织在一起”，又亲近人们，带来了笑声和歌声，这雨使天地人和谐交融在一起。这雨带来的春天，是纳斯鸟语花香的“甜蜜的春天”。傅莱那“典型春天”的美好事物和气氛，这里都有了。
郑愁予笔下这雨，为人带来了希望和幸福，最后为此捐躯，在土地里“快乐地安息”。此诗的主题，非常光明、积极，可以说是“健康”的。这种主题的作品，有益世道人心，当然值得提倡。不过，我欣赏这首诗，着眼点与其说在诗教，毋宁说在诗艺。《雨说》一诗，固然标志郑愁予在主题意识上的转变，更显示他在艺术技巧上的执著。满篇诗教，了无诗艺的东西太多了。《雨说》做到两者合一，而其成功的关键，显然在诗艺。
拟人法的运用，使此诗洋溢着活泼的生命力。田圃、牧场、鱼塘、小溪都有生命，因为都会等待。雨是诗的主角，当然更活泼了。我们看到雨走着、呼唤着，是多么可爱的春之使者!雨引领人“绕着池塘跟跳跃的鱼儿说声好/去听听溪水练习新编的洗衣谣”，他教万物“勇敢地笑”：“柳条儿见了我笑弯了腰啊/石狮子见了我笑出了泪啊”!这语句巧妙极了。在和风细雨中，柳条轻轻摆动，真像笑弯了腰。雨从石狮子的面部滴下来，真像笑出了泪。华兹华斯《初春走笔》(Written in Early Spring)一诗，写春天的景象，有以下两行：
初生的枝条伸出扇子
去捕捉微风
我认为这两行就不如“柳条儿见了我笑弯了腰”那么新鲜有趣。愁予这一句，和贺知章的《咏柳》一样别致：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优秀的诗人，总有丰富的想像力，郑愁予自然没有例外。他把白云比喻为雨的襁褓，这是很好的想像，而这个说法又是合乎科学的：水气(云)遇冷凝结成雨，雨从云孕育而来，所以说云是雨的襁褓。“云”而云“白”，则为了说明雨童年生活的美好幸福。诗人又说雨“不再回去”天上，而安息在土地上，因为大家都知道雨一落下来，就消失了，就入土为安了。第二节第二行的“织”字用得好，这表现了诗人炼字的功夫，也表现了他的想像力。雨丝条条，天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这不正是“像丝缕那样把天地织在一起”吗?
《雨说》的呼应也极佳。全诗以雨为中心意象，开阖发展，正如刘勰所说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自不待言。第一节的田圃、牧场、鱼塘和小溪四样东西(它们都需要雨，由此可见诗人的精心安排)出现后，第一节本身马上呼应了一次，至第五节又呼应了一次。这首诗的结构，紧密而井然。第一节以等待雨的降临开始;第二至七节写雨如何滋润大地，如何给万物带来欢笑;第八节以雨完成使命而安息终结。(植物得到滋润而开花结果，那苹果是甜甜的，当然没有黄春明笔下小说的那股涩味。)万物的欢笑，是圆舞曲般的春之声、春之舞，而雨的完成使命，则是春之祭了。整首诗，从展示(exposition，第一节)、到发展(development，第二至七节)、到概括(recapitulation，第八节)，是一阕充满快乐气氛的“春雨交响乐”乐章。
《雨说》的副题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这首诗清新活泼，积极有生气，明朗而耐读，口语化的文字又精练流丽，应该编入教科书，让所有中国的儿童阅读和歌唱。
【做一个单纯的诗人恐亦难以为继】
在台湾，我与现代诗同步成长，约莫每120名居民中就有一人持有《郑愁予诗集》，读者们持续地购买、收藏并反复诵读我的作品。一位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出示他的手抄本。他说：“买不到您的书，见到一首就抄一首，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找到您的诗集。”
另一件使我感动的事是黄氏一家移民美国康州，箱笼中携带了两本书《唐诗三百首》和《郑愁予诗集》，就像带了一撮家乡的泥土一样;许多留学生都说带着我的诗集去国。“我们是读您的诗长大的”，就是这么不多不少的十个字，在海外无论什么场合，这句话是屡听不鲜的。
1986年，台北《文讯月刊》(第22期)举行问卷调查，我被读者送到“最受欢迎作家”诗类之首，也是所有文类作家中得票最多的人。问卷说，读者遍及各地区、阶层、行业以及生活形态迥异的“族群”。之后，《文学家》杂志与台湾大学生问卷，结果几乎相同。《文讯》的问卷并列出小说票数最多的人是张爱玲。另一由洪范书店出版的《随身读》系列，以销数论，我与鲁迅相埒;这种穿越中国新文学史的选择，说明了广大的文学读者，已超越了流行与时尚。台北《中国时报》与花旗银行合选的“影响台湾三十年的三十本书”，《郑愁予诗集》是惟一被选入的诗集。今年台北《联合报》选出50年代的30部文学经典，《郑愁予诗集》列为诗类“前茅”。电脑选举，得票第一。9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审定的高中国文教科书选用我的两首诗，也是惟一的新诗。台湾自去年(1997年)起，在重新审定的高三国文课本里选用新诗，包括我的作品，我的诗进入了中学教室，也给我带来一些新鲜的怀旧和责任感。
鉴诸诗集流传如此之广，既与诗评关联不大，则诗中气质所表现的“无常观”必是因之一，便不能不正视佛家最简要的义理。原来“气质”非常近似佛经中讲说的“心”，悲悯之心即是“菩提心”。据《大乘观无量寿经》说，“菩提心”是“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我对诗的至诚与深注是无可疑问的，然而我独缺回向发愿的心志。换言说，之作为一个单纯诗人的现实是小乘自我密封的行事，只在一隅默默“修行”;所谓的纯诗人，原是对广大读者群的背义。
中年已迄晚近，诗的视野展向宏远，而诗的语言也追求纯青之火的锻铸。我欲以诗展的做法肯定读者在“感动”之外，有“理由”能对诗艺进一层接受，使耽于我早岁“扫界”的读者，亦随我入窥技巧和哲思的“知性界”。并且，无可避免地，我也该为台湾50年的现代诗做一个客观的旁证。
于此，我乃接受挚友们的建议，好好地整合所有的诗集──删节、归类、精编──对内涵深蕴、有多重寓意的作品，以及尚未为人认知的技巧，予以适当的阐解。如果编这样一部《诗的自选》算是为业务“下海”，则作为一个单纯的诗人恐怕亦难以为继了。
【欣赏《雨说》，解读《雨说》】
《雨说》不是作者在说雨，而是雨自己在说，向孩子说。雨成了一个人，有了灵性。
《雨说》是一篇雨的絮语，更是一曲春的赞歌。
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干旱严冬的景象。
田圃在严寒和干旱中，冷冻了，种子被禁锢;
牧场在严寒和干旱中，枯黄了，牛羊无法放牧;
鱼塘在严寒和干旱中，水越来越浅了，鱼儿已不能自由游动;
小溪在严寒和干旱中，已听不见潺潺的流水声。
四月，按农历算，应是阳春三月了，而冬寒不去，春温不来，不见雨的踪影，真是让人久等了啊!真是“群情尽望春”啊!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啊!
“久旱逢甘雨”，过去曾被称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雨，终于来了，是甘霖普降啊!没有电闪雷鸣，亦非风狂雨横，只是如丝的细雨，微雨，脚步轻轻，细语温声，用贯通、弥漫于两间的爱心，湿润着大地，亲吻着、抚慰着每一个孩子，在干渴和寒冷中生活过来的孩子。
雨，是春的使者，带来春的信息，开启了一个新春的季节。
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啊!不要惊诧，更不要害怕。不要撑起雨伞抗拒我，不要关上门窗放下帘子谢绝我，不要忙着披蓑衣、急着戴斗笠防备我。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我是四月的客人带来春的洗礼。让我亲一亲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春天的新世界吧。
那是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田圃还是原来的田圃，但，泥土将润如油膏了，种子会发芽;
牧场还是原来的牧场，但，草儿将复苏了，牛羊又可在这里牧放;
鱼塘还是原来的鱼塘，但，水暖了，水深了，鱼儿自由自在了;
小溪还是原来的小溪，但，重新欢唱了，还有村妇来洗衣裳。
春，是温热，是生命，是希望，是不可遏制的活力，是蓬勃向上的精神。
雨说，他来自遥远的地方。但是他一下子就和孩子们拉近了距离，因为他也曾是一样爱玩的孩子。不过他是幸运的，他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中国大地上的儿童，也都应该笑着长大啊!他们应该有笑着长大的权利。
然而他们的童年是在冰封江河、寒凝大地的严冬里度过的，那是一段没有笑的日子。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雨，接引着春天到来了。是可以笑，而且应该笑了，应该勇敢地笑了。是不会吗?是不愿吗?是不敢吗?雨要教你们笑。
你看，杨柳在雨中笑了，笑弯了腰;石狮子在雨中笑了，笑出了眼泪;小燕子也在雨中笑了，笑斜了翅膀。
你听，旗子在细雨中竟然笑出了声，哗哗啦啦地。这是春天的声音。你们也要勇敢地笑啊，你们的笑是大地的希望。
雨说，他来了，就不再回去，而当你们自由地笑了，他就快乐地安息。雨安息了，但他的爱心长存。日后在收获季节品尝成熟的苹果的甜美时，记住，那是雨的祝福的心意。
多好的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啊!
作者郑愁予，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名作《错误》《水手刀》《如雾起时》等诗，曾倾倒台湾众多读者。他的《错误》一诗，特别是其中的“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两句，在台湾诗坛和文学青年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郑愁予的早期诗作深受我国古典文学传统诗词影响，构思巧妙，意象鲜明，语言与技巧虽常由旧词曲转化，却兼有传统词曲的优美和现代诗的新颖。20世纪50年代曾加入台湾“现代派”，并被掌门人纪弦誉为“青年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但即使在他的创作风格转向西方现代诗的诗风时，他仍强调西方技巧和中国传统精神的结合。到70年代，他和台湾的一些知名的现代派诗人一样，又在新的基础和层次上回归传统。
《雨说》一诗中古典诗词的融化和影响，明显可见。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我们会联想起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王维的“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以及僧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绝句》)等传诵古今的名句。
传统对郑愁予的影响，远不止此。他曾经强调，在诗里表现的“敦厚”“任侠”这两种情操，是属于传统的。我以为，在他的诗里，“敦厚”就是诚恳，就是朴实，就是宽容，就是厚道，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任侠”就是伸张正义，就是打抱不平，就是反对邪恶，同样是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这就是郑愁予诗中的传统情操。这在《雨说》一诗中特别醒目。他对冬、对春、对雨、对孩子的态度，处处可证。他执著于“敦厚”和“任侠”，说明他终于是一位入世的诗人。
因此《雨说》一诗，就不仅仅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且还有着值得探讨和回味的深层含义在。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山水诗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占有很大数量，但常常是不仅写景，同时抒情，而且多有别具怀抱、意在言外者。即如《错误》一诗，也非一般的春景、闺怨，而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从戎，诗人随母逃难时深刻感受的折射。春夏秋冬，风云雨雪，本是自然现象，诗人骚客却常常借为比喻，发为象征，或感沧桑之巨变，或叹人生之无常。伤春、悲秋之作多有，其实春有何伤，秋有何悲，进入人的感情世界，心情不同而已。例如“大旱之望云霓”，本是人们对自然的祈求，但在《孟子》中却借喻为苦难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那么，《雨说》里极写冬之干旱，极写盼雨之情，岂不就是“若大旱之望云霓”吗?而极写雨后的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欣欣向荣，岂不就是对“及时雨”的赞颂吗?人们记得，1978年冬，在中国大地上，是有过一次人们渴望已久的政治“及时雨”的。联系此诗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并特别注明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到诗中众多比喻可能具有的关怀祖国前景、情系祖国命运的象征意义呢?诗中的乡国之思是隐然可见的，我以为。
1966到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新兴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曾是海外“保(卫)钓(鱼岛)”爱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郑愁予，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在诗人笔下没有直接涉及“文革”的诗作，但他1966年写了赞颂国父孙中山的《衣钵》一诗，强调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统一中国的理念，并认为统一是和平的第一义。而诗人自许为“第三代的献身者”，是“传接您的衣钵的人”。他后来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与友人等在‘心战总队’阅读资料，咸表愤慨，适值孙中山先生百年冥诞，乃以‘民主’为寓意，挥泪作长诗《衣钵》”。1972年在爱荷华他还作有《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一诗，诗中重点描绘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枫树”，其红色如燃起“连天大火”。诗人担心“红砖夹隙间”的“几株小草”，面临“秋盛的大火”，“能过冬否?”诗人在1984年修改和订正此诗时，写有“追记”云：“住爱城五年，正值中国大陆上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红光亦照到爱城来，不免有一些向往红色生涯的附和者，写这首诗以大枫树作为警谏。”那么，如诗人所说，《衣钵》源自对“文革”的愤慨，《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对“文革”的忧虑，则《雨说》是否就可说是对“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的赞颂呢?这三首诗简直可说是郑愁予的“文革”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凿附会。
郑愁予曾说：“诗是写给‘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诗人，当完成一首诗，常会在置笔的顷刻有些满足感，别人难以分享，这便是诗是写给‘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经对外发布，则必然引起反应。如有幸引起读者的共感，便就是诗也是写给‘知己’的原因了。”(《诗创作观》，载《中华新诗选》，台湾文史出版社)《雨说》一诗写于十年“文革”的严冬方才过去两年的时候，那时的孩子恐怕难以读到此诗。不过当时的孩子，现在正当“而立”之年，如能读到此诗，肯定会有共感，并和诗人互相引为“知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