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真意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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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赤壁之战中以火攻大败曹军的周瑜,世人一向十分推崇。晋人陈寿称他“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三国志·周瑜传》)宋人苏轼也曾极力称美其“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儒雅风姿,及其“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豪迈气度(《念奴娇·赤壁怀古》)。然而,晚唐诗人杜牧却唱了一曲空前绝后的反调: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

显然,这是诗化的史论,表现了诗人对这一历史战役的独到见解:周瑜之成功,事先固不乏周详之运筹;但是,倘若不是碰上有利的气候条件,则未必获胜,其中多有侥幸成分。诚如前人所言:“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牧之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王尧衢《古唐诗合解》)

然而,当今颇有影响的《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以下简称《辞典》),却有另一番议论:

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以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见《辞典》P1086)

《辞典》之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诚然,杜牧“通晓政治军事”,曾精研“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牧《上李中丞书》),善论兵,作《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等篇什,注《孙子兵法》,着实有“经邦济世之才”。然而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让他的《赤壁》诗显示出异乎常人的灼见卓识。

乍看起来,杜牧的观点似乎有悖常理,让人“很难想象”。但若将其放到当时的具体情境中去考察,倒是反经合义的。

周瑜,作为江东的三军统帅,面对曹操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反张昭等人“降曹”之意见,毅然主张“联刘抗曹”,其主观动因多在于他那“宁可玉碎,不愿瓦全”的个性与节操;至于胜败之数,莫说周瑜,恐诸葛亮也难以料定(毕竟《三国演义》中的“神算”出于虚构)。曹操深谙用兵之道,其军事才能远在周瑜之上,决不可能不顾兵家大忌而贸然用兵;周瑜所谓曹操用兵的“数四之患”,“将军擒操,宜在今日”云云(见《三国志·周瑜传》),只不过是为“长我士气,灭敌威风”,意在坚定孙权抗敌决心的策略而已。无论是从当时的天下大势还是从曹操的一贯韬略看,只要不出现意外变故,应该说这次战役曹军是稳操胜券的。

曹操这位建安时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自初创以来至赤壁之战前的历次决策中,尚无“失算”之纪录:

建安元年(196),李傕、郭汜兵洗长安,汉献帝仓惶逃出关中,沦落为无人收留的“破落户”,曹操独具慧眼,遂迎献帝入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洛阳以东的大片土地。

此时,群雄并起各霸一方,曹操占据中原腹心地带,四面受敌,倘若处置不当,将会成为众矢之的、瓮中之鳖。然而这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却方寸不乱,从容应对着各种复杂局面,以稳健的步伐向四面出击。

建安二年(197),他假天子诏令招抚关中,韩遂、马腾俯首听命,未动一兵一卒便首先稳住了西方。同年,他亲率大兵进攻南阳,收俘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张绣,铲除了心腹之患。

他实行屯田制,保持了中原一带的社会稳定并解决了军粮问题;他广招贤才,知人善任,“战将如云,谋士如雨”,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为扫平四方作好了充分准备。同时,他采用笼络与离间相结合的方略,让雄踞于徐州一带的刘备、吕布以及盘踞淮南的袁术之间相互攻杀,没费多大气力便相继灭掉袁术、擒杀吕布、击走刘备,平定东方。

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曹操以弱胜强大败袁绍,然后挥师北上,迅速扫平袁绍残部,占据了河北冀、并、幽三州大部分地区。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乘胜北征乌桓,并招降了割据辽东的公孙康,至此,曹操统一北方。对于曹操略定北方的举措,杜牧在一篇军事著述中曾给以高度评价:“魏武举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罪言》)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挥戈南下直捣荆州,开始实施其南方战略。他深谋远虑,精心部署,妙尽机权:稳扎稳打且雷厉风行,以数倍于敌的兵力造成强大的攻势与威慑力;先夺荆襄,然后顺江而下,扫平江东,一统南北。

荆襄之役颇为顺利,割据荆州的刘表新逝,其子刘琮率部归降。其间,尽管一度遭到寄居于新野的刘备之阻击,但因寡不敌众,诸葛的几囊小计并未阻挡曹军的大踏步推进,曹操很快地在荆州稳住了脚跟,接着便拉开了赤壁大战的序幕。

直至赤壁大战,曹操这位常胜将军、无敌英雄方才确确实实地遭遇到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败因何在?──这是赤壁之战留给后人的一个疑窦,杜牧以《赤壁》诗形象化地点破了疑窦,展示出自己的超人之见。

后人在论及曹操的失败原因时,总爱强调曹军的“劣势”与孙刘联军的所谓“优势”,诸如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不习水战”,而孙刘得“地利、人和”等等。然而,倘能摆脱前人既定结论的羁缚而去客观、具体地考察分析一下,你会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尽然。虽说北方士卒“不习水战”,但毕竟曹操刚刚收编了刘表的八万水师;虽说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毕竟曹操握有二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即便因疾病、疲劳丧失一半战斗力,仍是孙刘联军仅有的五万人马所无法匹敌的。至于孙刘的所谓“地利”“人和”优势,则更是无稽之谈:虽说江东素有长江天堑作屏障,但此役则不然。诚如东吴老臣张昭所言:“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天险,已与我共之矣。”(《三国志·周瑜传》)况且,曹军居上游,联军居下游,“地利”实则转化为“地害”,这也正显示了曹操先取荆州的战略家眼光。至于“人和”,恐怕更谈不上了:孙权部下“皆望风畏惧,多劝(孙)权迎之,惟(周)瑜、(鲁)肃执拒之议”(《三国志·吴书》),旷日持久的“和战之争”早已伤了江东和气;而孙、刘之间呢?则更是勾心斗角同床异梦,其间的联合,只不过是各为图存自保而暂时地相依为命而已。可见,“地利人和”之说纯系牵强附会,孙刘联军的优势,从战争结果看恰恰是在偶然之间所拣得的“天时”──“东风竟与周郎便”!

诚然,从普泛意义上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轲的说法不为错误,《辞典》的疑问也不为无由。但是我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也不宜忽略一般中的特殊、必然中的偶然。须知,在某一具体战事中,“天时”倒能起到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诚如兵法所云:“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计篇》)这里,孙子便将“天时”列为克敌制胜的五要素之一。而且,孙子认为,倘能充分利用天时,将不难置敌于绝境:“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风起之日也。”(《孙子兵法·火攻篇》)骤然而起的东南风,着实为周瑜帮了个大忙。周瑜的能耐,在于他充分注意并及时抓住了战机;然而事前周瑜恐也很难料到这隆冬时节竟有东南风起,谁能说这不是苍天所提供的一个“侥幸”的机缘呢?

杜牧本来就十分推崇曹操,曾亲为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注》中就多次称赏过曹操的用兵之道,而对其败绩却常取回避态度。比如,三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典型的火攻战例凡三个:官渡之战中,曹操用许攸计焚毁袁绍辎重;赤壁之战中,周瑜用黄盖计火烧曹操战船;夷陵之战中,陆逊独出心裁,遍燃刘备连营。而杜牧在其所注兵法《火攻篇》中,仅仅引述了官渡、夷陵两个战例,却对赤壁火攻避而未言。(参见中华书局《十一家注孙子》)而他于《赤壁》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倾向,显然是与他对曹操的一贯态度一脉相通的。对于周瑜“侥幸”取胜的认定,当然也是对曹操偶然失败的遗憾。

杜牧一向同情失败的英雄,这种情愫在其《题乌江亭》中表现得尤显充分。其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对于这首诗的评价,向有不同持论。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作评道:杜牧诗“好异而畔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王安石亦有类似看法:“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虽犹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乌江项王庙》)从历史观点看,胡、王二公的指摘不为无由,但是,倒未必领略到杜诗的真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卷土重来”,而是项羽该不该自杀。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这种气节一向为人称道;然而在杜牧看来,作为一位“拔山盖世”的英雄,不能“包羞忍耻”是极不应该的,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诗的第二句,是对项羽的批评,更是对“英雄末路”的一种最为深切的同情与惋惜。至于能否“卷土重来”,诗中亦未下断言,而是以“未可知”作结,其潜台词是:只要你正确看待失败,从中汲取教训,继续作出百折不挠的努力,那么无论将来成败如何,你都不愧为一个胜利的英雄。

联系诗人的身世与遭遇,杜牧何尝不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呢?他一向自负于经纬才略,却因秉性刚直而受到权贵们排挤,长期“落魄江湖”为人幕僚,或做些级别不高的闲官或地方官。但是他从不妄自菲薄,总是以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人生。“十年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杜牧《念昔游》)从这首绝句中,我们除了能品读出些微的苦涩外,更多的不正是一种悠游潇洒的逸荡之情吗?

也许是杜牧精于兵法的缘故,他深谙成败得失之辩证关系,从不以成败论英雄,亦不以一时一事之成败为成败,成也未必真豪杰,败也未必不英雄。这就是杜牧一向坚持的“成败观”,同时也正是其《赤壁》诗的真意所在。

而《辞典》对于《赤壁》的立意则有另一番概括:

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辞典》P1086)

这种意见,不能说不着边际;不过,倘若细细推敲起来,似乎它距离《赤壁》的真意稍显远了一些儿。

(选自《阅读与写作》2003、9,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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