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传》有关资料

​【关于作者】

学生已经学过《桃花源记》，对作者的名字和大体事迹是比较熟悉的，不用再作介绍。下面摘录两条有关陶渊明家庭生活状况和嗜酒的材料，供参考。

1、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按：《归去来兮辞》和《五柳先生传》一向被视为姊妹篇，前者作于405年作者弃官归田之日，以乐天知命为主旨;后者作于宋移晋祚(420年)之后，以安贫乐道为主旨，可以相互比较。

2、萧统《〈陶渊明集〉序》：“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大)。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补充注释】

1、宅边有五柳树

从“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 的诗句可知陶宅边确实有柳树。

2、好读书

陶渊明读书是在完成耕种之后，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可以看出。又常与友邻讨论，所以又写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第一首)

3、性嗜酒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真乃“篇篇有酒”，其嗜酒之甚可以想见。

4、箪瓢屡空

这是五柳先生以颜回自况，颜回箪瓢屡空而“不改其乐”，说明他安贫乐道。五柳先生亦当如此。陶渊明亦常“箪瓢屡空”，如“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就是写他由于乏食不得不外出借贷的情况。

5、黔娄

战国时齐人。鲁恭公曾遣使者致礼，赐粟三千钟，想聘他任宰相，他坚辞不受。齐王又派人送去黄金百斤，聘他为卿，他也不接受。死时衣不蔽体。其妻亦有贤德。“黔娄有言”，一本作“黔娄之妻有言”。陶渊明在《咏贫士》中曾写道：“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译文】

五柳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和表字。因为住宅旁边有五棵柳树，就用它做了自己的号。他安安静静的，很少说话，不羡慕荣华利禄。喜欢读书，不过分在字句上下功夫，每当对书中意旨有所领会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也忘了吃。他有嗜酒的天性，家里穷，经常没有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他这种情况，有时摆了酒叫他来喝。他一来就要喝得尽兴，希望一定喝醉。喝醉了就回家去，并不装模作样，说走就走。简陋的居室里冷冷清清，遮不住风和阳光。粗布短衣上面打了许多补丁，饭篮子和瓢里经常是空的，可是他安之若素。经常写文章来消遣时光，从文中也稍微透露出自己的志趣。他从不把得失放在心上，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

赞曰：黔娄的妻子曾经说过：“不为贫贱而忧心忡忡，不热中于发财做官。”从这话看来，他该是五柳先生一类人吧?一边喝酒一边吟诗，为自己抱定的志向而感到无比快乐。他大概是无怀氏时候的百姓，或者是葛天氏治下的百姓吧?

【《五柳先生传》赏析(孙静)】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家，诗歌独开一派，散文造诣也很高。北宋欧阳修便对他很倾倒，曾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其实不只《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以及《五柳先生传》等，也都是好文章。

年代距陶渊明不算很远的南朝人沈约和萧统，都说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是用以“自况”，当时人视为“实录”。这话是有道理的。《五柳先生传》所写，都可以从史传和本集有关作者的记事中得到印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五柳先生传》就是作者的自画像，这是读本文首先应该把握的。

陶渊明的一生虽然主要是在田园中度过的，从同时代的人起就把他称为“幽居者”，但他却是一个有壮志和用世之心的人物。在《杂诗》里，他自言“少壮时”，“猛志逸四海”。《饮酒》诗中又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对年近四十仍然功业无成，颇为感慨。中年几度出仕，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又加上性情耿介，不会圆滑，难免不惹祸患，便毅然归田。他把田园看做是与腐朽现实对立的一片净土，在这里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怡然自得地生活，傲彼浊世。他的可贵处就在于守志安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五柳先生传》正是托名五柳先生刻画出这样一个具有高风亮节的人物形象。

全文不长，不同版本文字略有出入，但都在一百七八十字之间。在这样简短的篇幅里勾画人物，却能做到形象丰满，性格鲜明，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艺术功力。

开篇四句是对人物身份的交待。起得飘忽，也起得风趣。但不要轻轻看过，以为只是作者的趣笔，实则其中隐含深意。“许”做“处所”解，“何许人”即“何地人”。古人是重视地望的，姓氏前常要冠以家世籍贯，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之类，在两晋门阀制度下尤其如此。而五柳先生却不知何地人，可见他不在流俗观念之中。古人又是重声名的，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希图能够声名不朽，而先生却连姓氏名字也不清楚，竟指宅旁五柳而为号，可见他又出于流俗观念之外。这几笔不仅把隐姓埋名、深藏避世的意思说足，而且突出显示了五柳先生的不俗，一上来便使“高人”之气笼罩全篇。语极平淡，味极深醇，这就是苏东坡评陶诗所说的“似癯实腴”的境界。作者《归园田居》诗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传》文的“宅旁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又隐隐散发出一股田园气息，映衬出一个田园幽居者的形象，可以说没有一点闲笔墨。嵘评陶诗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同样可以移来评他的文。

“闲静”二句用正叙点出五柳先生最本质的情操。正因为不为荣名利禄动心，所以能守志不阿，也因此才高出于流俗之上。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这话是比较能说到点子上的。“闲静少言”与“不慕荣利”相照应，“闲静”即不尚交往，“少言”即不喜应酬，也就是陶诗中所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意，二句前后呼应，互为补充。

下面集中描写五柳先生在田园中守志安居的生活情态。分四个方面写，中心则突出其悠然自得的情调。“好读书”四句是讲读书。对于“不求甚解”，解法一向很有分歧，其实它只是对下文“会意”而言的。意思是说读书不求对书的系统的深入的把握，只重在其中会己心、惬己意者，也就是从中寻找思想上的共鸣和感情上的寄托，作者《赠羊长史》诗说：“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是这种读书态度的最好说明。“性嗜酒”八句是讲饮酒。“造”当“到”解，“造饮”即到那里饮酒。“不吝情”是“不系恋”、“不在意”之意。亲旧招饮，造饮则醉，却不以去留为意，见出先生之意在酒而不在人。于酒有情，于人无意，把嗜酒之味写得更为浓足。作者《己酉岁九月九日》诗曾说：“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这几句便是写他醉酒陶情的意态。“环堵”五句是写安贫。“堵”即“墙”，“环堵萧然”就是四壁空空。“短褐穿结”是说穿的粗布短衣还破着窟窿，打着补丁。“箪瓢”分别是盛饭和盛水器，“箪瓢屡空”即饮食不继。“晏如”是安然的样子。吃穿住没有一样不困弊不堪，却处之坦然。不因贫夺志，也不因贫败意，见出先生的高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平和的一面时说，他“是个非常平和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可以帮助我们体会这里所写的境界。“常著”四句是写著文，他吟诗作文，用意也是在示志娱情。示什么志，娱什么情呢?就是本篇传记中所写的高志奇情：憎恶世俗，守志于田园，甚至是陶醉于田园。他借文章“导达意气”，自乐其志，所以忘怀于世俗的得失，以此自终。四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读书适意，醉酒陶情，安贫乐道，著文娱志。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勾画，一个坚守节操、不随流俗的“高人”形象便立起来了，活起来了。选材极精，造语极简，意足笔止，风神宛然。古人说文章作到好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陶文够得上这样的标准。

文章最后还有一段“赞”。“赞”是历史传记的一种体式，缀于传文之末。《文心雕龙》说：“赞者，明也，助也。”据郑振铎先生的解释，传文中记事有未完备之处，在“赞”中补足，即所谓“助”之义;传文中褒贬之意没有说尽，在“赞”中讲透，即所谓“明”之义。所以“赞”不是赞美，而是对史传正文的记事和褒贬做进一步的补充和阐发。本文利用这一体式，进一步揭示五柳先生的精神和展拓文章的境界。“黔娄”见于《高士传》，是齐国一个不受卿相之聘的高人。黔娄之妻的话见于《列女传》。“戚戚”是忧愁的样子，“汲汲”是热中追求之意。“其言”句意思是，黔娄之妻的话所说的，是五柳先生一类人吧。“兹”是连词，起承接作用，有“则”、“斯”之意。“若人”，这个人，指五柳先生。如果我们把《传》文中五柳先生的形象予以概括，那么也就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衔觞赋诗，以乐其志”。“赞”中这几句话成为画龙点睛之笔，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阐发得更为明晰，可以说是“赞”体的“明”的作用。“无怀氏”见《庄子》，“葛天氏”见《吕氏春秋》，都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陶渊明常用古史传说指称自己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时运》诗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黄唐”即指传说中的黄帝、唐尧时代。《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羲农”即指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赞赏五柳先生简直是无怀氏、葛天氏时代的老百姓，等于说五柳先生的生活是理想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文章的境界更高了，文章的思想也进一步升华了，可以说是“赞”体的“助”的作用。作者的《与子俨等疏》说：“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里写的显然是这种生活的折射。

《五柳先生传》在写作上的特色，还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我国史书比较发达，传记一类文字也出现较早。《史记》《汉书》都包括大量人物传记。但是这些都是史传，本质上属于历史。所以，尽管它们也具有文学性，甚至被称为“传记文学”，对材料也有重要的剪裁和取舍，但总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人物的生平事迹。《五柳先生传》不同，它是纯文学性传记，不等于人物的纪实。说《五柳先生传》是作者的“自况”，也只是在一定意义上讲，如果以为这就是陶渊明的全部真实，便未必妥当了。比如“闲静少言”四个字就很值得推敲。在对世俗一面来说，陶渊明是“闲静少言”的，所谓“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可是在另一个生活圈子里，他既不“闲静”，也不“少言”。他和田园中的农户“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和志同道合的佳邻好友“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都是“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另外，他在实际生活中也不是整天那样悠然。由于他是“欲有为而不能者”，心情并不能完全平静。五十岁时写的《杂诗》还在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对壮志未伸、年华虚度竟然焦灼到整夜不得安眠，哪里悠然呢!他的生活不断下降，“夏日抱长饥，寒冬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有时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向人乞讨去了，也是无法一味“晏如”的。他还写了《述酒》《咏荆轲》《读山海经》等诗，写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那样的诗句，对时事的激烈情绪溢于言表，可见也没有完全遗世，成为无怀氏、葛天氏王国里的公民。所以《五柳先生传》虽是自况，却不等于全面纪实，而是创作。它不拘人物之迹而传人物之神。对于陶渊明来说，虽然并不符合全部实迹，却比任何史传的记载更能表现出陶渊明的风貌。它着重刻画出一种人物精神，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陶渊明精神”，这是作者理想的、衷心倾慕的、在诗文作品中竭力表现的精神，也是作者千百年来给人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精神。这就是艺术和典型的力量。《五柳先生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传记，开创了文学传记体，隋末唐初人王绩作《五斗先生传》，即承其流。这是一。

第二、如果我们稍微细心一点，便会发现，本文对人物的描写，大半都是总结性语言。从性情品格到读书、饮酒、处贫、著文各方面生活，无一不是概括性的结论。好像作者在给五柳先生做鉴定。没有写一件具体事实，但每一项中都包含大量的事实，所以，简约的语句中含有丰富的内容，高度凝练。这是本文的一大特点。但是特点并不就是优点，用总结性的语言刻画人物，也可以写得干枯，而且很容易流于抽象、概念。本文的妙处在于，虽然使用结论式的语句，却决不抽象化、概念化。每一条都含有丰满的生活意境;逐条叙来，又具有诗一般的韵味。这是因为作者提炼出来的结语，已经充分生活情态化、形象化、诗化了，显示了作者概括生活、表现生活的巨大能力。两晋时期玄风盛行，清谈玄言崇尚用简约的语言表述深奥的意蕴，那时连品题人物也讲究隽语传神，我们可以在《世说新语》中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描写。影响及于文风，便取精约明净，简语传神。陶文的这一写法可能与这种风气有关。

第三、作者写《五柳先生传》，着重刻画五柳先生的精神，不是无谓的。显然是颂扬这种精神和这样的生活态度，也显然是以这种精神和态度睥睨世俗。所以《五柳先生传》不仅是自况，还是自许、自赞。但是这赞许之意，并不直接诉诸文字，而是寓于字里行间。于叙事中见颂扬，于颂扬中见兀傲。粗粗读来，作者只是不动声色地勾勒人物形象，转一体味，扬己傲世之意尽在其中。“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箪瓢屡空，晏如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些平平淡淡的似乎完全是客观叙述的语句中，包含多少颂扬与自我肯定!“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不言傲世，傲世之意自在言外。这是很高的写作本领，压抑着满怀激情不使流泄，结果笔端饱含感情，表现得更为含蓄，也更有感人力量。

第四、文字的特色也值得注意。朱熹评陶渊明的诗说：“平淡出于自然”。陶文也是如此。他的文字非常朴素质实，决不选声设色，讲究词藻色彩的华美。有柳有宅已足够了，便无取乎绿柳黄墙。《归园田居》诗说“榆柳阴后檐，桃李罗堂前”，也只取桃柳绕屋，而不讲桃红柳绿。作者在这一点上，与在他之前的郭璞、之后的鲍照、同时的颜延之，都大异其趣。他的表现方式则纯取白描，只是用平淡的语言直叙情事，摹状物象，使人好像透过玻璃观物，不觉其有语言文字，而直触到其中的事、物、情。作者的文笔又极其自然，如清溪流水，随物曲折，如白云浮天，舒卷自如，读起来丝毫没有吃力之感。宋人杨时说，陶渊明“冲澹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话是不错的，用力学便不免做作，做作也便无法自然。必须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方能造自然之境，自然与“率意任真”分不开。但就文字表现上来说，平淡自然又不是率尔操觚所能办到的。文字要运用到十分圆熟的地步，才能达到平淡自然的境界，所以它是文字的高境。这里不是说只有平淡自然的文章才好，而是说平淡自然是文字的高格之一，是文艺百花园中独具风韵的一朵奇葩。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钱钟书论《五柳先生传》】

陶潜《五柳先生传》，“不”字为一篇眼目。“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常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酒之“不能常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船山遗书》第63册《思问录》内篇)。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仇兆鳌选林云铭《挹奎楼稿》卷二《〈古文析义〉序》：“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所谓‘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耳。《南村》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若不求‘解’，则‘义’之‘析’也何为乎?”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之“读书难字过”也;陶之“疑义相与析”又如杜甫《春日怀李白》之“重与细论文”也。……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目宜焉。

陶潜《自祭文》：“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按语意本《全三国文》卷五二嵇康《圣贤高士传·尚长》：“喟然叹曰：‘吾知富贵不如贫贱，未知存何如亡尔!’”《后汉书·逸民传》作“向长”，记此言作“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潜曾撰《尚长禽庆赞》，即见本卷。《全唐文》卷六九六李德裕《问泉途赋》：“昔向子平称‘吾已知’云云，陶靖节亦称‘人生实难’云云，今作赋以问之”;早以二语连类。庾信《拟咏怀》之九：“不特贫谢富，安知死羡生!”倪注《庾子山集》卷三此诗，未知其用向长语也。秦观《淮海集》卷五《自作挽词》设想己死于贬所、身后凄凉寂寞之况，情词惨戚，秦瀛撰《淮海年谱》元符三年：“先生在雷州，自作《挽词》，自《序》曰：‘昔鲍照、陶潜皆自作哀词，读余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信然，而集中无此自《序》。

(摘自《管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五柳先生传》赏析(邱子钊)】

陶渊明历来都被称为“田园诗人”，因为他的很多杰出诗篇都是归隐田园以后所作。他赞美劳动的生活与大自然的优美闲静，幻想出现没有贫困与压榨的理想社会。语言朴素，自然优美，一反六朝时代追求华丽堆砌的文风，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对后代文学有很大影响。他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他托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传。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陶渊明的自画像。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他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他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他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他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为什么看中五柳树呢?也许他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他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他的志趣。

对他的名字作了介绍之后，接着写他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他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他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他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他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他没有志趣。他有三大志趣，一是读书，一是饮酒，一是写文章，可见他的志趣是高雅的。他虽然隐姓埋名，但与道家说的“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并不一样。不过，他“好读书，不求甚解”，为什么不求甚解?这就与他的“不慕荣利”有关。他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并不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既不追求名，也不追求利，只求精神上得到安慰。他有什么“会意”呢?没写。我们从陶渊明所写的《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诗作中可以想见。他从书中得到哲理，得到启示，对当时的混乱、丑恶的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人生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但只能“会意”，不能言传，因而“闲静少言”，只是不说，不是不知。这使我们隐隐地感到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也隐隐地感到那个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二个志趣──饮酒。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但读书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说明他内心并非一潭死水，而是有波澜的。内心的波澜没有表现出来，却找到了一个使波澜平静的方法，这就是嗜酒。“嗜”字说明不是一般的小饮，而是“期在必醉”。尽管“家贫”，也没有改变这一嗜好，就因为在醉乡中可以使心灵的波澜得到平静。这是他在那种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三个志趣──著文章。他著文章的目的是“自娱”，不是要给别人看，更不是要献给统治者，去求官得禄。这一点也说明了他内心的确有“会意”，有话要说的，只是不愿对别人说，写文章给自己看。“闲静少言”而又“常著文章自娱”，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他实际上是有痛苦的，但能从读书、饮酒、写文章当中得到解脱。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正好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作者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表明作者也很欣赏道家所鼓吹的无为而治的古代社会，但全文主要精神仍然是儒家的“独善其身”。全文不足二百字，语言洗练，于平淡之中表现深刻的内容，这就是陶渊明诗文的一大特色。

(选自《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